這段話是魏導演在公視的"日光大道"節目中接受訪問時,
對電影"賽德克巴萊"的註解,值得深思:
"從信仰的角度切入,
用更高的角度去看歷史,
一個信仰彩虹的族群,
和一個信仰太陽的族群,
他們在台灣的山區裡面遭遇了!
他們彼此為了彼此的信仰而戰,
但是,他們忘記了!
他們信仰的其實是同一片天空!"
2011年9月30日 星期五
2011年9月29日 星期四
築夢的時代 ~漢寶德談五角船板
(20080710)
進到屋裡，像進到樹林搭建的房屋一樣，富於空間的懸奇美。正規的建築師既不可能有此想像的自由，也不可能有此隨意搭建的勇氣。
廿一世紀的建築走到哪裡了？我們該朝哪裡走？
在我年輕的時候，稱呼現代主義的大建築師是「大師」，主要的原因不是他們的作品可供我們學習甚至抄襲，是因為他們的心中有「人」。他們並沒有以突出建築的造形來為自己塑造形象，而是要為廣大的民眾服務。他們努力追求的是時代的精神，創造的是文化的語彙。這一些在今天看來都太「一般」了，太平凡了。到他們先後去世的上世紀中葉就被年輕一代感到厭煩了，於是建築進入一片混亂之中，直到今天都沒有恢復秩序。
自七○年代開始，後現代的建築師要以復古來平衡現代，以地方來牽掣國際，以雜湊來取代整齊，雖然令人理不出甚麼頭緒，但我知道他們的心中仍然有「人」存在。只是他們心中的「人」不再是廣大的需要房屋居住的普羅民眾，而是城市裡的小資產階級及他們的感情寄託。在這種背景下，他們的頭腦孕育不出甚麼大理論，但自我辯解、自圓其說的論述還是寫得出來的。大家似乎在等待新的建築理論的出現。
他們等到的卻是理論的徹底瓦解。
他們找到哲學界的解構理論，就一知半解的扯上去了。但是要把一個解釋當代人類文明的抽象理論，扯到人類生活環境的建構上，要使大家聽明白都不容易，不用說形成潮流，為建築界稱頌了。這些人稱不上大師，因為大師者，大家的老師也。他們所努力追求的，正是當年現代建築所排斥的譁眾取寵。
破壞秩序的非建築
若說這些解構大家心中沒有「人」也是不公平的。這個「人」指的是商業掛帥的時代中的消費者們。最醒目的一派是來自南加州，以電影佈景文化為背景的太空垃圾派。不遑多讓的另一派是來自歐洲，以貴族獵奇文化為背景的精緻玩物派。前者以畢爾堡的古根漢美術館為代表，後者以杜拜的帆船旅館最拉風。它們都是高科技的產物，是高收入者的樂園，小老百姓則跟著起鬨，在一飽眼福之餘，拚命的鼓掌叫好。
當代建築走到這一步，建築師只顧出怪花樣，以吸引媒體來傳播，創造更大商機，早已懶得談甚麼理論或論述了。因此當我看到北美館展出伊東豐雄「衍生的秩序」時，不覺眼前一亮，終於有人在出花樣之餘，想起論述來了，他是怎麼自圓其說的呢？
從這次展覽的文字中，我再三揣摩，大概可以看出他的意思，所謂衍生的秩序是從自然物的形象，經圖象化後重組而得的形式。如果真是如此，這種論述就顯得太淺了。自然形象的圖象化在西方建築史上已經出現過了，那就是上世紀初的「裝飾藝術」（Art Deco）風潮。伊東先生是一位富於創意與活力的建築家，他走的路子事實上是本世紀初正在流行的裝飾風格的復興。與上世紀不同的，是今天有高科技的幫助，如虎添翼，把自然形象的圖象做成立體的空間與龐大的造型。我為這類建築起一個名字，「裝飾建築」（Archi Deco），當請讀者們指教。同類的作品在高雄的表演藝術中心建築的得獎作中已見到了。
這是當今建築的大趨勢，從自然中找靈感，要破壞秩序，並不是建立秩序。使我覺得今天的社會實在忍受不了秩序帶來的平凡與寂寞，非追求視覺刺激不可，要把自然中的紊亂與隨機用在建築上，創造血脈賁張的驚奇感，這其實是一個非建築的時代。
既然這樣，建築還算得上一個專業嗎？它有必要非建築教育完備，考取執照才能為社會服務嗎？
今天的大建築師只是一個形的創造者（Form-giver），他的其他專業知識都失效了。他不再考慮功能，那原是他的專業；又無能力解決結構問題，他對高科技所知有限。這使我覺得他們在做的是裝飾的遊戲，既無大道理，又無論述，是一種昂貴的紀念碑式作品，為了他們自己。也許為了業主。
既然這樣，還不如鼓勵素人建築家的創作。
這樣使我想起不久前看過的「伍角船板」來了！
說來慚愧，我知道這個連鎖餐廳的時候，「伍角船板」已經是名聞海內外了，九五年十月號的光華雜誌描述這分佈全台一系列的餐廳建築為「台灣建築史上最令人震撼的篇章」。當然了，寫這篇文章的作者一定不是建築界的人，因為台灣的幾份建築雜誌我每期都翻閱一下，卻從來沒聽過有這些建築的介紹，不用說它們的創造者了。很明顯，建築界並沒有受到震撼。
與生俱來的建築師
幾個月前到南部一行，與幾位朋友在新營看建築基地，帶隊的主人領我們到當地的「伍角船板」午餐。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此類建築，心頭不覺一震。這就是所謂素人建築吧！自書本上，我知道世界各地都有極少數熱愛建造房屋的外行人，由於不同的理由掌握到建屋的機會，把自己的夢想建造起來。他們是勇於做夢的人，想像力豐富，沒有受過建築訓練，因此在思想上沒有束縛，可以為所欲為，這樣的建築通常都異乎常規，富於裝飾性，是很有視覺吸引力的，沒有想到，在台灣居然也有這樣的人物出現。經主人介紹，才知設計者是一位美麗的女孩子，而且有機會在各地建了六所，而各有特色！那麼，即使不是建築史上的奇蹟，也是世界上唯一的建築奇聞吧！
這樣的建築長於裝飾，也就是想把建築與藝術結合在一起，在骨子裡有Art Deco的精神，所不同的，它不顧及建築的原理中，結構體系的重要性。正規的建築師基本上是立足在結構工程上求表現，素人建築因不懂結構，把工程當成支撐的工具，只是不得不依靠的架子。所以我所看到的新營店，外觀是把柱子包成一群粗大的樹幹。樹幹的表面則用彩色馬賽克或貝殼編成圖案創造富於想像力的樹皮。與Art Deco的設計家一樣，他們習慣於在大自然中尋找靈感，而不願屈從工程師習慣的幾何秩序。
進到屋裡，像進到樹林搭建的房屋一樣，富於空間的懸奇美。正規的建築師既不可能有此想像的自由，也不可能有此隨意搭建的勇氣。與我們同行的姚仁喜也不禁頻頻拍照。哪裡來的那麼多枯木或漂流木，大小不一的窯底磚，可以塑造內部家具的自然質樸的風味？
屋裡到處都有雕刻品與古民藝品，柱子邊躺著的是一個人形大小的陶俑，連廁所的洗手盆也由陶俑捧著。問起來，這位女設計師，謝麗香小姐是一位自修出身的陶藝家，店裡用的盤碗之類也是她的作品。我真不能小看她呢！
也許是主人刻意的安排，我們看到了這位謝小姐，這樣一位亮麗的女孩子居然能有毅力實現建築上的夢想，超過了大部分的建築師，實在匪夷所思。她陪我們午餐，在漂流木製的大餐桌上侃侃而談，使我覺得，她才是與生俱來的真建築師，我們不過是建築行業的奴隸罷了。
使人感動的建築服務
她的出現勾起我年輕時的一段回憶來了。在一九七○年代，我在東海建築系教書，同時做些建築工作，忽然厭煩起來，覺得建築實務與夢想之間差距太大了。因此用幾年努力積的一點錢在湖口一帶買了一塊林地，準備離開學校，學素人建築師，自己造一所夢中之屋。我想丟開建築的理論，走入未知的世界，誰知為了接踵而來的一些俗事，二十年後有空閒下來，眼看進入老年，這個夢也圓不過來了。回顧自己的時代，我未免太不能「想到做到」了。這位勇敢築夢的謝小姐是我所不及的。
新營的這座「伍角船板」合我的胃口，當然還有其他的原因。它除了大膽包裝結構體，勇於創造空間之外，它的民俗味、那些老石刻、車輪子、古家具、多些思古之幽情，是我在鼓吹古蹟維護的時候就很熱中的。還有，這座餐廳與公園的關係很理想，坐在室內自然有一片綠意，好像是樹林裡的一個茶座。因此這也是合乎當代建築理想的。
謝小姐的作品最大膽的是在台北市內湖的伍角船板。她發揮了作為雕刻家的才能，沿街站著兩個巨大的長髮女郎的身影。室內則是一個山洞一般的、鬼屋一樣的魔法空間，裡面還有河流與蘭嶼的小船。很富想像力，但對我而言未免太虛幻了些，童話味濃了些，距離現實人生太遠了。
然而從「伍角船板」，我看到當代的專業建築與素人建築間的某種時代的契合，使我覺得非建築的時代的到來。建築家也許應該擺脫對社會重責大任的心理負擔，丟掉永恆價值的尋求，回到造形藝術的源頭：憑著想像力，創造視覺的夢境。不必找理論，不必有論述，只要感動人就可以了。
當代建築師挾高科技與最新材料之助，突破一切樊籬所塑造的，是龐大動人的奇觀，把Art Deco的遊戲轉變為未來世界的實境。謝小姐以一己之力，用傳統的技術，手工所塑造的夢想天地，幾乎是殊途同歸的，歸結到感性世界。這就是二十一世紀人生的理想吧！
我猜想未來的建築界應該分為兩種建築服務，一是傳統的為解決居住問題的建築師，處理一般功能空間的設計，一是藝術家型的建築師，不必專業執照，專門在工程師幫助下創造使人感動的造形或空間。這樣就可以滿足現實的需要與時代的渴求。至於小市民的夢想就要靠自己自風尚中設法滿足了。
近來國際建築大師相繼訪台，台灣也急於「留下大師級的建築作品」，民眾出國看建築也成流行的文化素養。當台灣人的眼睛看過世界各個美麗城市，回到故鄉，常不禁嘆聲：「台灣的城市很醜。」常懷哲思的建築師姚仁喜說，聽到友人這樣說，心裡總覺得「他在暗暗罵我」。
乍看不好看 卻很耐久居
姚仁喜和建築評論作家阮慶岳都覺得台灣「乍看不好看」，卻耐久居；確有某些精彩角落，讓人駐足觀看，但可惜城市的關鍵地點常出現「過分亢奮」的建築物。
姚仁喜和建築評論作家阮慶岳都覺得台灣「乍看不好看」，卻耐久居；確有某些精彩角落，讓人駐足觀看，但可惜城市的關鍵地點常出現「過分亢奮」的建築物。
阮慶岳樂觀說，台灣人開始注重環境美學，加上常民對建築發聲，這種轉變讓城市長出自己的精彩。他們都說，好建築不遠，就在咫尺之外。
問：許多外國朋友來台灣，常會說：「台北怎麼那麼醜？」或「台灣的城市很難看」。你們有何看法？為什麼會這樣？
加蓋配鐵窗 看來很混亂
姚仁喜答（以下簡稱姚）：我同意！「台灣建築很醜」這句話是指「台灣城市很醜」，意思不是單指某一棟很醜，而是整個城市的組件，比如建築物、馬路、路燈、招牌，一切元素之間的關係，缺乏規畫，漫無章法。加上大家不守規矩，就看來混亂。鄉村也是一樣。
我們使用建築的方法也讓它不美，比如喜歡加蓋，在建築物上加不長久的材料，比如鐵窗。台灣空氣不好，保養不認真，久了就髒，就不好看。
每次外國朋友說：「你是建築師，你說說：為什麼你們的城市搞成這樣？」我心裡總覺他暗暗在罵我！
外牆貼磁磚 像個大浴室
阮慶岳答（以下簡稱阮）：所以，我就不幹建築師啦！最早是外國朋友說，台灣建築物外牆很愛貼磁磚，像個大浴室！近年台灣人出國多了，也會問：「為什麼我們建築這麼醜？」
但是，我很樂觀。我們的城市有了好的改變。這有幾個因素：人的素質提升，注重環境、注重自身的美學，城市裡的樹也慢慢長起來。人的素質對城市很重要，城市的轉變不是一個或一百個建築師就能扭轉乾坤的。
亞洲的城市 不是秩序美
台北常被譴責的是「沒有秩序」這件事。但「秩序」不是亞洲城市的美學，那是歐洲遵循的美學。像東京，她很美，但那不是秩序的美。
姚：比如曼谷滿美的，印度很多城市也很美，她們都不是有秩序的。
阮：台灣的城市是很亞洲型的，如果用歐洲的眼睛來看，那是無法忍受的。我很贊成日本老建築師蘆原義信說的「隱藏的秩序」。他說，東京和巴黎是兩種美學的城市，一種秩序是內在的，一種是表面的。東方人好像表面看來什麼都可以，但內在隱藏嚴謹的倫理規範。
如果懂得欣賞東方美學，才能看見亞洲城市內在井然有序的美。
小辭典：「里豆」質建築獎
「里豆」台語「你倒」諧音。2004年起，由EGG雜誌與準建築人手札網站合辦，經由網路票選、專家學者評選，選出台灣最醜、最該摧毀的「質建築」頒予厚里豆獎，防止業主與建築師汙染台灣空間。
厚里豆目前辦過兩屆，第一名各是中台禪寺、台北建成圓環改建案。
【2008/05/12 聯合報】
素未謀面 姚：阮從建築透視我
喜當建築界「一哥」多年，卻從不看建築雜誌與評論。某天他順手拿起一本雜誌，竟然讀到阮慶岳對他建築作品的評論，並用他銘刻於心的「道德經」來分析，「我沒想到他竟然可以從建築透視我這個人！」這是兩人碰撞的第一次火花。
素未謀面 姚：阮從建築透視我
喜當建築界「一哥」多年，卻從不看建築雜誌與評論。某天他順手拿起一本雜誌，竟然讀到阮慶岳對他建築作品的評論，並用他銘刻於心的「道德經」來分析，「我沒想到他竟然可以從建築透視我這個人！」這是兩人碰撞的第一次火花。
童年長年臥病在家，姚仁喜說自己因此養成「沒有朋友」的孤僻性格。他當下並沒有「喜逢知己」、想要認識阮慶岳的衝動。又過了很久，在一位同事的引介下，他和阮慶岳終於碰頭、共進晚餐。
君子之交淡如水，兩人就這樣匆匆一聚，再次高談闊論，便是這次的相對論。
姚仁喜大阮慶岳四、五歲，兩人就讀大學的一九七○年代，正是台灣文化努力掙脫威權、迸出新鮮活力的時代。
姚仁喜跟著哥哥姚仁祿的腳步進入東海建築系，系主任漢寶德擁有國外建築與藝術雙碩士學位，以開放、獨立、洋溢人文氣息的方式，為當時被視為「工程」的建築教育開創新局。阮慶岳念淡江建築系，正巧趕上朱天文「淡江記」的年代，在全校濃厚的藝術氛圍中，他寫出生平第一篇小說。
一如當時許多優秀的建築畢業生，兩人都選擇赴美取得頂尖大學的建築碩士。阮慶岳接著進入世界頂尖建築事務所SOM工作，姚仁喜則返台先後進入姚仁祿、李祖原的事務所。磨練一番後，兩人最後都在台灣開設自己的事務所。
然而阮慶岳卻在這時轉了個彎。
返台沒幾年，阮慶岳就拿到文建會推動、工程費高達十一億的「九九峰國家藝術村」，意氣風發。沒想到這竟是命運開的一個大玩笑。
二○○○年新政府上台，文建會立刻決定無限期停工「九九峰」。已投入四年人力物力的阮慶岳即使結束事務所，也已背上一身債務。
面對人生絕境，阮慶岳自嘲，每個月利息缺口，還得靠寫專欄、賺文學獎獎金來填補，「利息把我逼成小說家、建築評論家」；回首看來，這「現實逼迫」沒什麼不好，關了建築事務所，「一個人活著，沒這麼難」。
相較於阮慶岳，姚仁喜的建築師之路相當順遂。一九九五年，他和阮慶岳待過的SOM合作完成讓他揚名的「富邦金融中心」，從此一路穩健地步向高峰，並在去年獲得國家文藝獎。
然而就在他登上事業高峰後，另一股創作的力量也呼喚著他。幾乎與阮慶岳開筆寫小說同時，姚仁喜丟下手邊所有案子，「蹺班」一個月、跑到紐約學電影；他的夢是為宗薩仁波切拍一部傳記電影。
【2008/05/12 聯合報】
2011年9月25日 星期日
《光影魔幻工業特效公司 - 創造不可能》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ZGkneixgpg&feature=mfu_in_order&list=UL
光影魔幻工業特效公司（全名：Industrial light and magic，簡稱：ILM），由著名導演喬治·盧卡斯於1975年創立，並為第一部《星際大戰》（Star Wars）影片提供視覺特效以來，光影魔幻工業公司就已成為電影魔術的代名詞。事實上，在歷史上票房最高的十部影片中，有八部使用了光影魔幻工業公司製作的視覺特效。 光影魔幻工業公司獲得了多達28座奧斯卡金像獎殊榮：其中14項是最佳視覺特效獎項，另外14項則是技術成就獎項。在過去30多年時間裏，光影魔幻工業公司開創了許多突破
Director / 《Leslie Iwerks》
Writers / 《Jeff Stephenson, Leslie Iwerks》
Stars / 《Tom Cruise, George Lucas and Steven Spielberg》
Production Companies / 《Leslie Iwerks Productions》
Distributors / 《Starz Entertainment -2010-worldwide-TV》
Chinese subtitle /《繁體中文字幕校訂 / TRIGGER-WORK 觸發設計》
光影魔幻工業特效公司（全名：Industrial light and magic，簡稱：ILM），由著名導演喬治·盧卡斯於1975年創立，並為第一部《星際大戰》（Star Wars）影片提供視覺特效以來，光影魔幻工業公司就已成為電影魔術的代名詞。事實上，在歷史上票房最高的十部影片中，有八部使用了光影魔幻工業公司製作的視覺特效。 光影魔幻工業公司獲得了多達28座奧斯卡金像獎殊榮：其中14項是最佳視覺特效獎項，另外14項則是技術成就獎項。在過去30多年時間裏，光影魔幻工業公司開創了許多突破
Director / 《Leslie Iwerks》
Writers / 《Jeff Stephenson, Leslie Iwerks》
Stars / 《Tom Cruise, George Lucas and Steven Spielberg》
Production Companies / 《Leslie Iwerks Productions》
Distributors / 《Starz Entertainment -2010-worldwide-TV》
Chinese subtitle /《繁體中文字幕校訂 / TRIGGER-WORK 觸發設計》
2011年9月22日 星期四
部落新聞眼： 電影與歷史:賽德克．巴萊的文化效應
- 2011-9-21 台灣立報 作者：施聖文
15
我還沒看過《賽德克．巴萊》，但是已經被每天的媒體訊息塞滿了。在瀏覽目前霧社事件的歷史文獻時，不免對於電影在影像的詮釋有所好奇。然而拿著歷史看電影，或者用電影看歷史，是否都有可能陷入一種視覺資訊的扭曲？
當然在整個媒體的發酵過程中，各種的不同聲音也一一出籠。眾聲喧嘩總是好的，然而這股訊息透過媒體所傳送出來的氛圍，的確讓人難受。
首先，票房的追蹤報導，每天統計的數字，一億、兩億的票房，破台灣影史票房紀錄等等，在那瞬間，整個台灣只有一部電影，只有一個導演。或者可以這樣說，按照這樣的報導與媒體的曝光率，不破紀錄才奇怪吧！
媒體總是追逐著各種數字，破紀錄的電影成本、觀賞人數等等，數字呈現了一種「成功」，計量總是帶有著魔力驅使人的行動。這也無可厚非，也沒有好壞的問題，而是類似一種「擠兌」的氣氛，壓著人上架。若在行銷學、廣告學上，本片的確是個成功的範本，因為幾乎只有少之又少的電影廣告在電視頻道出現，就可以引起那麼大的風潮。
其次，朝聖般的賦予導演與電影更多的枷鎖。英雄寫照、感動落淚、可歌可泣等等字眼，一一出現在各種觀後心得中。族群的問題也在其中顯現出來，開始挖掘歷史的另一面。拿著歷史來看電影，是否對於影像所給予觀者自身的詮釋有所罣礙。如果單純的影像與自身感觸的連結，是電影放置在黑漆漆的環境所加持的最大優點，那多餘的歷史情緒是否太過理性而複雜了電影的單純。
最後，一種視覺文化與族群文化的混淆，加上商品經濟的運轉邏輯，使得本片本身賦予了許多的附加責任與義務。有人說它是喚起了台灣對於原住民歷史的重視，有人也提到它是對於當前社會族群和諧的反省。
然而，在媒體熱度過後，周邊衍生的各種文化產創的效應時，它所激發出的各種省思，又會存在多少？這些感想又會有多少會回到族群教育的課題上。
翻開台灣原住民的歷史，對於殖民治理的反擊可說是多不勝數。然而一部電影所帶起的熱潮，隱然的將《賽德克．巴萊》成為另一種原住民族的符號，在旅遊觀光、文化商品等脈絡中出現，文化伴隨著經濟現象，已然成為目前台灣社會一種標準現象。
然而，這並不是一種文化工業或是文化消費的批判，而是要提醒的是這些符碼所代表的並不是歷史，也不是社會問題的嚴肅課題，而是要我們如何在這些媒體資訊中，可以對產生興趣的觀者，提供一種動力以及進一步的自我學習管道，而不是僅僅藉由這些資訊來樹立對於台灣原住民族的認識。
如同美國十幾年前的一部電影《與狼共舞》，成為美國人對於印地安人的基本認識。同樣的擔心，也怕本片成為社會大眾對於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從史詩電影所呈現的影像，再回頭進入歷史，或許更能觸動電影視覺框框以外的感動吧！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兼任講師）
2011年9月19日 星期一
培養媒體素養 讓孩子Hold住數位落差！
- 2011-9-18 台灣立報 作者：李律鋒
10
在1970年代，在傳播學的領域中曾經提出「知溝理論」（Knowledge Gap），所謂的知溝，是假設這個世界上有各種知識，每種知識都有專家、大致了解的人、一知半解的人以及未曾聽聞的人，因而不同的知識在不同個體之間的掌握型態往往有極大差異，而媒體則在知識的傳佈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知溝理論給予我們的重大啟發是，許多我們認為普遍性的知識其實並不然，在同一個社會中不同的階級或是族群，可能對於同一種知識的掌握度差別極大，這樣的知識差距，往往反映著社會中不同群體與階級掌握知識、媒體與學習管道的權力，尤其是弱勢階級群體，他們往往可能因為資源缺乏而失去了學習知識的機會。
這樣的假設啟發了一種新概念，即是在數位時代來臨後造成的「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所謂的數位落差也就是指不同的人在接近使用、學習掌握數位化工具能力上的落差。
這樣的落差並沒有弭平先前提到的知識落差，相對的，數位落差反而增強了原本社會中不同階層在學習知識能力上的差距。
別讓數位工具加深孩子的數位落差
過去我們有一種想像，即是網路的無遠弗屆，可以大大克服空間的障礙，讓訊息的傳遞超越地理上的重重障壁，以縮短城鄉差距。然而實際上根據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所進行的「99年臺灣地區個人家戶數位落差調查報告」（歷年數位落差統計報告網頁：http://www.rdec.gov.tw/ct.asp?xItem=4024389&ctNode=12062&mp=100）顯示，台北市、台中市、新竹市等都會地帶，電腦使用比例超過8成，然而屬於傳統產業地帶的雲林縣、嘉義縣與屏東縣，使用比例都低於6成5。
此外，在上網比例的調查方面，台中市、台北市、新竹市與桃園市等都會區是上網比例最高的縣市，均超過7成5；而前面提到的嘉義縣、雲林縣與屏東縣則敬陪末座，民眾上網比例未達6成。顯示我們的數位化環境，仍然反應了地理上的優勢分布與城鄉差異。
政府為了弭平數位落差，從2001年開始年年針對台灣社會的數位落差狀況進行調查，並將「縮短數位落差計畫」列為「數位台灣計畫（e-Taiwan）」的重要分項之一，加強硬體建置；資策會則在偏鄉發展數位機會中心，以培養偏鄉數位教育師資。
另一方面，民間機構亦紛紛響應，例如中華電信基金會在偏鄉設立「數位好厝邊」以導入數位學習資源，台灣微軟則推動「全民e種子灌溉計畫」招募志工到偏鄉服務；除此之外，宏碁、巨匠、IBM、趨勢科技等廠商則是透過硬體的捐助，試圖增加偏鄉學童的數位近用機會。
然而我們應該再思考的一件事情是，數位教育到底是什麼呢？是拿一台電腦教孩子上網、還是把國民教育的內容變成數位化？還是叫學生把上課心得、讀書報告上傳到網路呢？
或者，我們該問的是，我們應該怎麼去看待「數位化」？是一種工具、是一種格式、或是一種潮流？
教育內容應該跟上數位時代
美國著名的女性文化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1970年討論文化的著作《文化與承諾》（”Culture and Commitment”）中指出，人類社會有三種不同的文化型態：
●第一種是後喻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在該文化中年輕人向長者學習，這是傳統文化的典型。
●第二種是互喻文化（Cofigurative Culture），同儕互相學習，這是發展中社會常見的樣貌。
●在第三種前喻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中，則是年長者必須向年輕人學習。
當社會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新事物誕生的速度達到前所未有的狀態；而年輕人則對新事物能夠有高接受力與理解能力，因而年輕人會成為知識的前端與先鋒，年長者必須向年輕人學習。
■縮短城鄉數位差距，屏東縣政府與大同公司合作在10個原住民部落架設無線網路，並於2007年11月22日啟動，協助原住民區的產業及旅遊。（圖文／中央社）
兩週前出版的商業週刊第1241期封面專題「霓虹天鵝效應」，引用《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傑森‧史威格（Jason Zweig）所指出的霓虹天鵝──蘋果所引發的效應，其旗下所生產的iPod、iPhone、iPad重新改寫了所有數位化商品的遊戲規則，連帶擊垮了電子巨人SONY、筆電大廠HP與宏碁、手機龍頭NOKIA與軟體霸主微軟等，還有其他在電子業中仰賴這些大廠的下游廠商，台灣的電子業受創尤深，然而這一切卻無法預料。我們走向一個遊戲規則不斷改變的年代，可我們的教育卻還在教孩子數十年前的遊戲規則。
美國肯塔基大學麥克理歐教授（Scott McLeod, J.D., Ph.D）多年來一直在思考，在電腦更新速度以指數躍升的現代，學校教育究竟要教給年輕人什麼。他製作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影片，標題叫做「你知道嗎？」（”Did you know?”）（影片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W7QQKKLUj_s&feature=related）
影片中指出：紐約時報一週的資訊量，超過一個18世紀的歐洲人一生所學；目前一天之內發出的簡訊數量，超過全世界總人口；新的工業技術每兩年增加一倍，所以一個工科學生念到大三的時候，他在大一學到的技術就有半數過時或被取代。而2010年十大熱門職業，在2004年時並不存在。
培養孩子數位媒體素養
現今的學校教育是培養孩子們去投入目前根本還未存在的職業，使用目前還未出現的科技，以解決目前尚未出現的問題。我們必須教給孩子的，既不是如何上網、也不是如何使用電腦軟體的能力，我們必須讓他們學會的，是永遠可以適應新的環境、新的設備、新的思維與新的挑戰的能力，這樣的能力，或許才是面對數位化的時代，每個個體都亟需的數位媒體素養。
教師是素養教育的靈魂人物，他同時兼具三者身分引導孩子們進行生活探索，一為精神導師：設計課程，鼓勵終身學習與閱讀；二為教學協同者：示範教學科技使用方式與協助評估資訊內容；三為資訊專家：更新專業技能，促進新穎資訊等服務。讓孩子透過使用科技、辨讀和使用不同媒介、了解資訊需求進而解決問題，培養獨立思考與判斷的關鍵學習力！（《數位時代素養與素養教育》，吳美美，2004）
今天這一課 : 品格 ~ 龍應台
光榮的一日今天，是一個光榮的日子。將來的歷史會寫到，在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這一天，台灣人行使罷免權，督促一個總統下台。
不論今天的罷免結果如何，台灣人民又在華文世界的民主進程和憲政史上，豎立了一個全新的里程碑。
表面上，台灣一片動盪；人們每天看見、聽見，被舖天蓋地包圍的，是電子媒體的誇張和聳動、街頭巷尾的挑釁和喧囂、醜聞弊案的揭發或遮蓋、領導人物的尊嚴掃地、意見菁英的各說各話。民主似乎墮落成只剩下政治操作的爾虞我詐；價值的混淆，是非的顛倒，社會互信的嚴重腐蝕，使人開始懷疑，這一切是否值得。
但是，你不能不看見，在這喧囂混亂的同時，人民在集體補課，補修在威權時代裡不准你修的公民課。
每一件貪腐弊案的揭露，都使政府的權力運作增加一分透明。每一篇對金融勾結的報導，都使人民對公共政策多一份警惕。每一次政治人物的演出，都使人民更熟悉他的伎倆，看穿他的破綻，認清他的品質。不要小看了台灣人民，台灣人民在弊案中累積他對權力本質的認識，在喧囂中磨利他對政治人物的判斷，在紛紜中加深他對公共政策的理解，在混淆中培養他對真偽價值的辨識。
他掙脫了權威的束縛，實踐過選舉，實驗過公投，現在，他再跨出一步，敢於嘗試罷免。罷免可以不成功，但是人民已經給政治人物一個清清楚楚的警告：我可以選你，就可以罷免你。
世界上沒有人能否認：台灣有的，是整個華人世界裡政治敏感度、成熟度、自主性最高的公民群體。
補課的代價可能很高，可是成熟的過程沒有不痛苦的；今天，我以身為台灣公民為榮。
足球不只是足球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負擔。昨天，收到一封電郵，作者是一個十七歲的德國少年：
「麥茵河中央搭起一個大得不能再大的電視銀幕，兩邊都可以看到球賽現場轉播。河兩岸擠滿了人，新聞說，起碼有三十萬人聚到河邊來，隔著中間的河水，兩岸對看。
「馬路上、河岸邊、廣場上、酒館裡，擠滿了人，各色人種……最奇怪的是，每個人都在微笑，都在擁抱，都在唱歌。我從來沒見過德國人對彼此那麼友善，對陌生人那麼熱情，我從來沒見過德國人那麼喜悅，那麼開懷。
「我也從來沒見過這麼多德國國旗同時出現──幾千幾萬幅國旗在人們的手裡揮舞飄動。我從來沒見過德國人那麼以自己的國家『自豪』，其實，我從來沒見過德國人以自己的國家『自豪』過──這真是第一次。大家在揮舞國旗為德國隊加油的時候，好像納粹的陰影真的消失了，好像人們突然發現──我們是德國人，是一體的。
「我這才發現，這次主辦足球世界盃，對德國人的『認同』是多麼、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我很吃驚。」
這個十七歲的德國青年以一種最天真的方式認識了政治領袖們非常明白的一種規則：成功地主辦國際體育競賽可以給國民帶來自豪感以及向心力。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把盛會辦得風光，人民會以他所屬的國家為榮；國際競技所帶來的「同舟共濟」和「同仇敵慨」的情感，又能加深人民的國家認同和社會凝聚。每一個有能力的國家都卯足了勁在競爭重大國際競技或博覽的主辦權，除了經濟考量之外，這「凝聚認同」、給國人光榮感的政治考量，是一個核心因素。
元首不只是經理
一個國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四個核心的責任：
第一，不管國家處境多麼艱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國家為榮，使國民有一種健康的自豪感。
第二，不管在野勢力如何強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認同感，對國家認同，對社會認同，尤其是對彼此認同。
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國家的長遠願景。人民認同這個願景，心甘情願為這個願景共同努力。
第四，他不必是聖人，但他必須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對外代表全體人民，對內象徵社會的價值共識。小學生在寫「我的志願」時，還可能以他為人生立志的效法對象。
以這個標準來衡量帶領我們進入二十一世紀的這位元首，是的，他近乎災難性地不及格。
當他在空中做外交「迷航」的時候，當他讓霸氣的美國政府直接或間接羞辱他的時候，台灣人沒有自豪感可言，只有沉默的屈辱。當他用充滿暴力暗示和誘引衝突的語言對人民說，「我願意犧牲，扣扳機吧」的時候，台灣的社會是被精心設計地撕開割裂，而不是和解和凝聚。當他對一件又一件的弊案無法澄清，前後矛盾，而同時又拒絕反省的時候，他不是一個道德典範，他是一個典範的顛覆與嘲弄。
至於可憧憬的願景──誰說得出什麼是台灣的願景？這個社會，已經有好幾年，沒有人在談願景了。舉國的力氣，投擲在對一個人的爭執上。一個應該是解決問題的樞紐，變成問題的來源。
我們賦予元首的任務，是讓他以超出我們的道德力量去做教育孩子的人格典範。是讓他以高於我們的眼光，為我們找到方向，指出夢想之所在。是讓他以遠比我們開闊的胸襟去把那撕裂的，縫合；使那怨恨的，回頭；將那敵對的，和解；把那劍拔弩張的，春風化雨。
他回報我們的，卻正好是一切的反面。
這個是非，在我眼中，是分明的。元首不是一個公司的總經理，只需談執行績效和法律責任。對於元首，法律責任只是最低要求、最末端的一件事；他第一要擔起的是政治責任和道德責任。政治責任和道德責任都不是依靠法律條文來規範的。
規範政治和道德責任的，是一個社會的整體文明和教養。
誰教過他「品格」？ 當一個元首成為「千夫所指」時，一個深層問題必須追究的是，這樣的元首和他的裙帶集團，究竟是怎麼產生的？
他們的家庭和小學教育，有沒有教過他們，一介不取是基本操行，誠實是第一原則？他們的中學教育，有沒有教過他們，公和私的界線要嚴格分明，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元首的大學法律系教育，有沒有教過他：最大的權力必須以最大的謙卑來承擔？有沒有教過他韓愈在一千兩百年前說過的話：「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沒有教過他薩穆爾．斯邁爾斯在一百三十年前說過的話：「一個偉大的國家領袖在他身後留給國家的財富是，一個毫無瑕疵的生活楷模，是所有後人在形成自己品格時仿效的榜樣」？
他所一路成長的社會環境──父母、長輩、老師、社區、媒體、整個教育系統，有沒有給過他一種薰陶，一種教訓，告訴他：沒有品格，權力可能就是災難？
培養了他的政黨，在台灣民主進程上曾經做過偉大貢獻的這個黨，有沒有認識到，人民當初是因為對這個政黨的品格有所信任才將權力交給了它，而將來人民還迫切地需要它，重建清新的品格力量，去監督和對抗下一輪可能腐敗的新的執政者？
今天拚命為他辯護的人，是為了什麼而為他辯護？品格和道德，在民主政治裡，究竟還算不算數？今天反對他的人，又是為了什麼而反對？是真正原則的堅持，還是黨派權力的便宜計算？
如果我們的家庭、學校、社會、政黨，從來就不曾把品格和教養看做教育的關鍵內容，如果我們的政府，從來就沒把公民素養看做國家的教育大計，如果有了民主制度，但是制度裡的人民本身是一個對於品格根本不在乎的群體，那麼選出一個無能、無識又嚴重缺乏恥感的總統，我們為什麼驚異呢？
任何一個政治人物，都是社會的整體文明與教養的產物。檢討他、批判他的同時，這個社會本身的公民教育和品格培養，恐怕更值得我們深深、深深地思索。
一點也不差
所以，罷免通過不通過，哪裡是真正的意義所在呢？罷免的真正歷史意義其實在於，透過罷免的提出，台灣人民用無比清晰的聲音做出宣示：民主不是民粹，自由不是放任，容忍不是拋棄原則，人民長大，不代表不需要典範。透過罷免的提出，人民在考驗自己對大是大非有多少堅持，對社會進步的力量有多少信心，對不該忍受的行為他如何決斷，對值得奮鬥的目標他如何執著。
一課一課地上，一關一關地過；一路走來，台灣人，你一點也不差。
>>>>2006/6/27 中國時報
不論今天的罷免結果如何，台灣人民又在華文世界的民主進程和憲政史上，豎立了一個全新的里程碑。
表面上，台灣一片動盪；人們每天看見、聽見，被舖天蓋地包圍的，是電子媒體的誇張和聳動、街頭巷尾的挑釁和喧囂、醜聞弊案的揭發或遮蓋、領導人物的尊嚴掃地、意見菁英的各說各話。民主似乎墮落成只剩下政治操作的爾虞我詐；價值的混淆，是非的顛倒，社會互信的嚴重腐蝕，使人開始懷疑，這一切是否值得。
但是，你不能不看見，在這喧囂混亂的同時，人民在集體補課，補修在威權時代裡不准你修的公民課。
每一件貪腐弊案的揭露，都使政府的權力運作增加一分透明。每一篇對金融勾結的報導，都使人民對公共政策多一份警惕。每一次政治人物的演出，都使人民更熟悉他的伎倆，看穿他的破綻，認清他的品質。不要小看了台灣人民，台灣人民在弊案中累積他對權力本質的認識，在喧囂中磨利他對政治人物的判斷，在紛紜中加深他對公共政策的理解，在混淆中培養他對真偽價值的辨識。
他掙脫了權威的束縛，實踐過選舉，實驗過公投，現在，他再跨出一步，敢於嘗試罷免。罷免可以不成功，但是人民已經給政治人物一個清清楚楚的警告：我可以選你，就可以罷免你。
世界上沒有人能否認：台灣有的，是整個華人世界裡政治敏感度、成熟度、自主性最高的公民群體。
補課的代價可能很高，可是成熟的過程沒有不痛苦的；今天，我以身為台灣公民為榮。
足球不只是足球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負擔。昨天，收到一封電郵，作者是一個十七歲的德國少年：
「麥茵河中央搭起一個大得不能再大的電視銀幕，兩邊都可以看到球賽現場轉播。河兩岸擠滿了人，新聞說，起碼有三十萬人聚到河邊來，隔著中間的河水，兩岸對看。
「馬路上、河岸邊、廣場上、酒館裡，擠滿了人，各色人種……最奇怪的是，每個人都在微笑，都在擁抱，都在唱歌。我從來沒見過德國人對彼此那麼友善，對陌生人那麼熱情，我從來沒見過德國人那麼喜悅，那麼開懷。
「我也從來沒見過這麼多德國國旗同時出現──幾千幾萬幅國旗在人們的手裡揮舞飄動。我從來沒見過德國人那麼以自己的國家『自豪』，其實，我從來沒見過德國人以自己的國家『自豪』過──這真是第一次。大家在揮舞國旗為德國隊加油的時候，好像納粹的陰影真的消失了，好像人們突然發現──我們是德國人，是一體的。
「我這才發現，這次主辦足球世界盃，對德國人的『認同』是多麼、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我很吃驚。」
這個十七歲的德國青年以一種最天真的方式認識了政治領袖們非常明白的一種規則：成功地主辦國際體育競賽可以給國民帶來自豪感以及向心力。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把盛會辦得風光，人民會以他所屬的國家為榮；國際競技所帶來的「同舟共濟」和「同仇敵慨」的情感，又能加深人民的國家認同和社會凝聚。每一個有能力的國家都卯足了勁在競爭重大國際競技或博覽的主辦權，除了經濟考量之外，這「凝聚認同」、給國人光榮感的政治考量，是一個核心因素。
元首不只是經理
一個國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四個核心的責任：
第一，不管國家處境多麼艱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國家為榮，使國民有一種健康的自豪感。
第二，不管在野勢力如何強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認同感，對國家認同，對社會認同，尤其是對彼此認同。
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國家的長遠願景。人民認同這個願景，心甘情願為這個願景共同努力。
第四，他不必是聖人，但他必須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對外代表全體人民，對內象徵社會的價值共識。小學生在寫「我的志願」時，還可能以他為人生立志的效法對象。
以這個標準來衡量帶領我們進入二十一世紀的這位元首，是的，他近乎災難性地不及格。
當他在空中做外交「迷航」的時候，當他讓霸氣的美國政府直接或間接羞辱他的時候，台灣人沒有自豪感可言，只有沉默的屈辱。當他用充滿暴力暗示和誘引衝突的語言對人民說，「我願意犧牲，扣扳機吧」的時候，台灣的社會是被精心設計地撕開割裂，而不是和解和凝聚。當他對一件又一件的弊案無法澄清，前後矛盾，而同時又拒絕反省的時候，他不是一個道德典範，他是一個典範的顛覆與嘲弄。
至於可憧憬的願景──誰說得出什麼是台灣的願景？這個社會，已經有好幾年，沒有人在談願景了。舉國的力氣，投擲在對一個人的爭執上。一個應該是解決問題的樞紐，變成問題的來源。
我們賦予元首的任務，是讓他以超出我們的道德力量去做教育孩子的人格典範。是讓他以高於我們的眼光，為我們找到方向，指出夢想之所在。是讓他以遠比我們開闊的胸襟去把那撕裂的，縫合；使那怨恨的，回頭；將那敵對的，和解；把那劍拔弩張的，春風化雨。
他回報我們的，卻正好是一切的反面。
這個是非，在我眼中，是分明的。元首不是一個公司的總經理，只需談執行績效和法律責任。對於元首，法律責任只是最低要求、最末端的一件事；他第一要擔起的是政治責任和道德責任。政治責任和道德責任都不是依靠法律條文來規範的。
規範政治和道德責任的，是一個社會的整體文明和教養。
誰教過他「品格」？ 當一個元首成為「千夫所指」時，一個深層問題必須追究的是，這樣的元首和他的裙帶集團，究竟是怎麼產生的？
他們的家庭和小學教育，有沒有教過他們，一介不取是基本操行，誠實是第一原則？他們的中學教育，有沒有教過他們，公和私的界線要嚴格分明，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元首的大學法律系教育，有沒有教過他：最大的權力必須以最大的謙卑來承擔？有沒有教過他韓愈在一千兩百年前說過的話：「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沒有教過他薩穆爾．斯邁爾斯在一百三十年前說過的話：「一個偉大的國家領袖在他身後留給國家的財富是，一個毫無瑕疵的生活楷模，是所有後人在形成自己品格時仿效的榜樣」？
他所一路成長的社會環境──父母、長輩、老師、社區、媒體、整個教育系統，有沒有給過他一種薰陶，一種教訓，告訴他：沒有品格，權力可能就是災難？
培養了他的政黨，在台灣民主進程上曾經做過偉大貢獻的這個黨，有沒有認識到，人民當初是因為對這個政黨的品格有所信任才將權力交給了它，而將來人民還迫切地需要它，重建清新的品格力量，去監督和對抗下一輪可能腐敗的新的執政者？
今天拚命為他辯護的人，是為了什麼而為他辯護？品格和道德，在民主政治裡，究竟還算不算數？今天反對他的人，又是為了什麼而反對？是真正原則的堅持，還是黨派權力的便宜計算？
如果我們的家庭、學校、社會、政黨，從來就不曾把品格和教養看做教育的關鍵內容，如果我們的政府，從來就沒把公民素養看做國家的教育大計，如果有了民主制度，但是制度裡的人民本身是一個對於品格根本不在乎的群體，那麼選出一個無能、無識又嚴重缺乏恥感的總統，我們為什麼驚異呢？
任何一個政治人物，都是社會的整體文明與教養的產物。檢討他、批判他的同時，這個社會本身的公民教育和品格培養，恐怕更值得我們深深、深深地思索。
一點也不差
所以，罷免通過不通過，哪裡是真正的意義所在呢？罷免的真正歷史意義其實在於，透過罷免的提出，台灣人民用無比清晰的聲音做出宣示：民主不是民粹，自由不是放任，容忍不是拋棄原則，人民長大，不代表不需要典範。透過罷免的提出，人民在考驗自己對大是大非有多少堅持，對社會進步的力量有多少信心，對不該忍受的行為他如何決斷，對值得奮鬥的目標他如何執著。
一課一課地上，一關一關地過；一路走來，台灣人，你一點也不差。
>>>>2006/6/27 中國時報
2011年9月14日 星期三
2011年9月12日 星期一
世界傳真：美公立中學用iPad上課
- 2011-9-11 台灣立報 作者：葉興台
9
對康乃狄克州哈特福郡布魯克費爾德中學（Brookfield High School）的新生而言，今後再也不用背著沉重的課本上學，因為他們在9月開學後，將可領到一台時下最夯的iPad平板電腦。
在麻州靠近波士頓的柏林頓中學（Burlington High School），從這學期開始，學生也能領到一台iPad，裡面都裝設了電子教科書和其他線上資源。該校還成立了一個學生特別支援小組，協助近一千名學生適應這個新電子設備。
擺脫笨重書本
根據美聯社、紐約時報報導，自蘋果公司於去年春季推出以來，iPad在美國大學校園大受歡迎，這學期開始，很多公立中小學也發放iPad給學生，以取代笨重的教科書，減輕學生的負擔。
蘋果公司主管表示，目前已有6百多個學區推出所謂「一對一」的計畫，即讓學區裡的每所學校至少選一班做實驗，班上每名學生都有一台iPad。根據美國教育部的資料，美國有1萬4千多個學區。
但有些學校更進一步，讓全校每名學生都有一台iPad。例如在肯塔基州的伍德福郡學區，學區督學最近決定，伍德福郡立中學（Woodford County High School）將發給全校1,250名學生各一台iPad，成為該州第一所全校學生都發iPad的公立學校。
▲在英國倫敦柯芬園一家新開的蘋果商店裡，2名孩童正在試用iPad，圖攝於2010年8月7日。（圖文／路透）
柏林頓中學校長派屈克‧拉金（Patrick Larkin）表示，花500美元（台幣1萬4,500元）買iPad，是比買教科書更好的長期投資，但他強調如果某些課程找不到合適的電子材料，仍將使用傳統的教科書。
拉金指出：「我不想全面用iPad上課，因為我不想讓寫教科書的人活不下去，但當這些教科書出版和在課堂上講授之際，已經有點過時，重點是，iPad提供學生機會，可使用更多相關的教材。」
學習方式更多元
提供學生iPad的趨勢，並非局限於富有的郊區學區，紐約、芝加哥等很多貧民佔多數的都會區學區，也開始大量採買iPad。每台iPad售價介於500至600美元之間（台幣1萬4,500至1萬7,400元），看附加的配備和應用程式而定。相較之下，柏林頓中學預估，每年學生花在買教科書的錢與買一台iPad的錢差不多，但iPad還多提供圖形計算器（graphing calculator）、電子字典等功能。
教育人士指出，使用iPad有多種好處，包括裡面的互動程式可協助解數學題，學生可立即做筆記和書籤，老師能立即丟問題和作業給學生，學生可觀看重大歷史事件的影片或自學材料，甚至能學習外語。
iPad在特教領域也受到歡迎，對於有泛自閉障礙症（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和學習障礙的學生而言，透過影像教學可能比透過講課，更能幫助他們學習。
一些倡導人士表示，iPad具有的互動功能，對成長於數位時代學生的而言，根本算不了什麼。但一些專家警告，美國各學區在全面用iPad取代教科書之際，必須確保他們能提供無線上網的環境、維修服務和負擔其他成本。即便學生有iPad在手，學校也須提供紮實的課程和經驗豐富的老師。
加州大學爾文分校教育暨資訊學教授馬克‧華思考爾（Mark Warschauer）表示：「有人說音樂不存在於鋼琴裡，同樣的邏輯，學習也不存在於iPad裡。我不想過度吹噓這些電子設備，或這些電子設備有多神奇，但它們確實有些好處，這是人們喜歡用的原因。」
柏林頓中學高二生克里斯丁‧伍茲（Christian Woods）就是一個iPad迷，他表示：「大家都喜歡iPad，依我看沒有中學生不想拿iPad，我們在家都會用電子設備，來到學校卻只有教科書，因此將兩者合在一起是個好主意。」
每個學區對學生如何使用iPad都有不同的規定。很多學區在iPad裡裝設過濾軟體，不讓學生連結不適當的網站，以免學生上課時分心。有些學區規定，學生只能在課堂上使用iPad，放學或例假日時不能帶回家裡。有些學區的規定則比較寬鬆。
美國教科書商已注意到這股趨勢，為了提高競爭力，開始研發能應用在iPad的課程。美國中學教科書每年的營業額達55億美元（台幣1,595億美元）。例如，波士頓教科書商HMH的教科書編寫人員在蘋果公司去年春季推出iPad之際，就立即研發出能應用在iPad的中學課程。
HMH的Fuse代數電子書2010學年上市以來就在各學區大賣，另一本代數電子書和幾何學電子書很快就會問世。
HMH的Fuse代數電子書的線上應用程式是免費的，讓使用者能瞭解如何操作，內容下載僅需60美元（台幣1,740元）。相較之下，950頁的紙本代數教科書每本要價73美元（台幣2,057元），還不包括圖形計算器、互動影片等。
對每學期開學後要幫300名新生買教科書的學校而言，用電子教科書可以節省近4千美元（台幣11萬6千元）。
美國出版商協會教科書部門主管傑‧狄斯基（Jay Diskey）表示，大型教科書商都開始提供電子教科書，但短期內傳統的教科書仍有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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