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伯斯的生與死:社經體制的挑戰!

2011-10-13 台灣立報  信息來源： 台灣公共化協會 

■姚欣進

美國蘋果公司創辦人與前執行長賈伯斯（Steve Jobs ) 日前逝世的新聞，所帶來的各方衝擊與媒體網絡的迴響之現象，可說是跨越各國政治與地理條件的限制，成為全球性質的「網殤」。

一、全球網殤現象

身為全球市值最大（或第二）的上市公司且為科技資訊產業龍頭企業之長期執行長（由1997年至2011年8月擔任代理與正式執行長，直至賈伯斯死前一個多月前才辭卸），賈伯斯死訊的社會迴響理應在於科技資訊產業界領域內，這也是一般主流媒體過去至今對賈伯斯、蘋果公司新聞報導的分類標準，例如是屬於科技資訊產業、企業經營或頂多是多媒體商品消費的新聞領域之內。

然而，全球主流媒體這次對於賈伯斯死訊的反應，卻將其視之為跨越科技資訊產業、企業經營管理等習見的主題領域，而更著重於賈伯斯個人非比尋常的個人創意、企業與科技資訊遠見以及他個人非常戲劇化的一生（包括私人生活與反敗為勝的經營管理）。

另一方面，我們也同樣見識到全球群眾各領域、各階層對於賈伯斯逝世的鉅大集體性的哀傷。在賈伯斯逝世的幾日內，不僅有資訊科技業領袖人物、全球政要等代表主流政商菁英的哀弔，更有全球各地消費民眾的自發懷念與感傷。在蘋果公司總部、在賈伯斯家前推滿了民眾悼念卡片與鮮花。在蘋果電腦公司提供的哀弔網站與各地蘋果迷的網站裡，充斥著大量感念賈伯斯的個人留言。而尚未出版的唯一由賈伯斯授權的自傳，也立即成為亞馬遜網路書店預購書籍的第一名。

二、三大因素

總的來說，賈伯斯之死之所以會成為本世紀最動人、意義最深刻、影響最深遠的全球事件之一，乃是因為它完美地結合了三方面的因素：賈伯斯以及蘋果公司，乃是當前全球欲振乏力、動力逐漸停滯的科技資訊產業中唯一有突破契機的領航者，此其一。

其次，賈伯斯與蘋果公司多年來（但真正開花結果則是近十年的發展）乃是產業創新與嶄新而成功商業模式的代表。

其三，賈伯斯個人特質與戲劇化的生涯歷程，在在展現了美國文化傳統所強調的個人主義之獨立自主、冒險探索的價值，而他個人不僅能在激烈無比的市場競爭中成為無可置疑的成功者，而且是以反敗為勝、東山再起的王者之姿來結束他的一生。

換言之，對於科技資訊產業來說，賈伯斯若健康活著繼續帶領蘋果公司，他與這公司就是活傳奇，能夠不斷推陳出新地提供新奇商品、帶動相關產業鏈，能夠點石成金來帶領整體產業開拓前所未有的市場商機（如iPod、iPhone、iPad等商品重新定義、開拓了數位音樂市場，智慧手機與平板電腦的龐大新市場；而在此之前，這些產品市場不是低價位、低利潤，就是非常局限於一方，難成全球化格局的規模經濟）。也就是說，在賈伯斯身上，各企業可觀摩學習到創新、新商業模式與高利潤率這三位一體的竅門。而這三者更是資本主義得以運作成功的關鍵命脈。 

■2011年3月2日，美國蘋果公司第2代平板電腦（iPad 2）在加州舊金山正式亮相，執行長賈伯斯現身介紹這項產品。（圖文／路透）

而對於擁護美國資本主義文化價值的主流媒體來說，賈伯斯幾乎充分體現了美國資本主義的所有正面因素：個人獨立自主、反抗權威、不懈地追求自我夢想、而且能夠歷經失敗後還能笑到最後，而完滿地展現什麼是真正的創業者，而非庸俗而毫無想像力、毫無勇氣突破現狀，只知在既定格局裡賺錢的老闆。

對於一般民眾來說，賈伯斯形象並非是遙不可及的科技老闆，而是出身坎坷（一出生就被生父母送出被人收養，養父母是藍領階級）、大學只正式念一學期（旁聽一年半）退學生、與二度創業者（即使賈伯斯於1976年首次創業空前成功後，卻被迫離開自己創立公司，並在時隔13年後重回當時快要破產的蘋果電腦公司）。賈伯斯的成功，意味著有多少社會流離的邊緣者、失敗者如養子女、中輟生、力爭上游的窮困青年、失敗的中小企業家、甚至癌症病患者都可在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希望：只要我堅持夢想、只要我努力，機會永遠存在。

賈伯斯的一生，不僅僅是他個人或一家成功企業轉型發展的故事，而且是綜合了資本主義所有核心而正面的元素的超級動人故事（事實上，好萊塢方面早已開始搶購賈伯斯自傳的電影版權，我們應會很快地在電影院看到賈伯斯的傳記電影）。

一句話，在這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四伏、前途莫測的困局裡，賈伯斯與他的蘋果公司乃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最佳代言人：在他身上，我們見識到企業創業者的勇氣、智慧、遠見與毅力；在蘋果公司商品上，我們體會到（如果我們付得起錢購買）能細膩而貼切地符合使用者工作或休閒需求的設計與美感，甚至開啟我們過去所不知的潛藏消費慾望。

因此，上述三方面的元素，一旦放在當前全球資本主義搖搖欲墜現實裡，尤其是作為百多年來全球資本霸主的美國目前困頓的經濟環境，就更能說明在廣大民眾、主流菁英對於賈伯斯死亡的哀嘆，從深層的社會心理層面來說，其實是反映了一位民眾可以寄託希望帶領他們突破困境的英雄人物，卻倏然而逝的深沈失落感。

賈伯斯的生與死，之所以會在此時此刻引起全球國殤式的哀悼，必須從上述的角度來了解。

三、兩大問題的質疑

然而，對於嚴厲批判資本主義體制與價值觀，並真誠追求另一種社經體制可能性的左翼者來說（包括筆者），賈伯斯生與死的意義，不是別的，而是最嚴峻無比的制度挑戰。

如果我們能從蘋果電腦、賈伯斯等人身上看到某些文化正面價值的表現，如人類經濟活動中各面向的創新、突破與發展（從數位、電子等專業電機與資訊技術創新突破到工藝美學設計的推陳出新，從全球化布局經營效率到準確與即時地掌握消費者需求等），而這些創新突破無一不是在美國這種典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出現，那麼，我們似乎要被迫承認：資本主義畢竟還有這唯一，但也是最根本性的優點，即能培育、激發個人無與倫比的創造力，能制度性地培育充滿創意的企業來迅速發展並帶領整體產業轉型升級。而這些，正是蘋果公司與賈伯斯這些年來的代表成就！

而在個人方面，賈伯斯一生豈不已具體展現：資本主義社會能夠以公平競爭制度，毫不偏頗地獎賞一個能獨立負責、勇於突破的創業者。似乎資本主義社會能以最彈性而靈活的制度，來給予獨創性的個人最自由與寬廣的空間來發揮她獨特的才華。看到賈伯斯的一生經歷，我們能夠否認嗎？

綜合上述這兩大問題，左翼要面對的根本挑戰乃是：如果資本主義社會能夠出現賈伯斯與蘋果公司這種充滿創意與創新產品的人物與企業，那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體制能夠做到嗎？如果社會主義經濟不能做到（或非常困難），無法有個人創意、自由發揮的空間，無法有不斷突破傳統的創新經濟現象出現，那要鼓吹社會主義經濟來取代資本主義而成為另一種生活方式之選擇，豈非毫無意義？

換句話說，如果另一種經濟體制在未來不能有賈伯斯這種創意個人的發揮機會，不能持續出現各種創新（從科技、文化到藝術等）的行為與現象，這新的社會願景，即使強調是公義社會，長遠來說，也將難以持續走下去。

（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賈伯斯的生與死:社經體制的挑戰!（下之一）

2011-11-10 22:18 作者：姚欣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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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欣進

本專題系列文章主題，在於：對於左翼而言，賈伯斯一生事業成功的意義何在？本系列之前兩篇已指出，對當前的左翼歷史任務來說，我們思考的重點，不在於重複指出蘋果公司之資本邏輯的剝削與宰制，而在於如何面對資本主義能培育出賈伯斯這種創新者的制度挑戰。

▲在菲律賓馬尼拉，一名男子在紀念賈伯斯的牆上留下追思的話語，圖攝於2011年10月14日。（圖文／路透）

也就是說，「除非左翼能提出一個可行的新社經體制，它不但能革除資本主義現有的基本弊病（如利潤至上、剝削、環境污染、貧富不均、失業飆漲、消費主義等），而且在制度設計上也能出現賈伯斯與蘋果公司這種充滿創意、勇於突破的人物與企業」，否則左翼批判與改造資本主義的社會運動，就毫無真正的說服力與吸引力。沒有具體可行的新社經體制，我們又怎能毫無留戀地揚棄資本主義社會來追求理想的、無階級與資本壓迫的公民社會呢？

蘋果公司是如何起步發展的?

讓我們先看看，在制度上，資本主義社會是如何創造出賈伯斯這種人物？

非常簡單的說，根本原因是在美國資本主義體制裡，在商機利潤的誘因下，它的資本能以驚人的即時到位速度，與全面流通貫串到生產與銷售的各個環結來推動資本增值，以致於只要一個新興企業是一個新產業的代表性企業，它就能在第一時間內壟斷吸收龐大的原本閒置資本（以各種形式存在於金融市場內，如創投資金、可變現的有價證券或存款等等），而可由一家微小企業一夜之間就資本額成長數百（或數萬倍）成為巨獸級的大企業。

蘋果公司的當年創業、發跡經過就是如此。據史料記載（其實不過是30餘年前），賈伯斯與他的好友沃茲，於1976年創業時，僅希望他們的蘋果公司能開發出一個以沃茲所設計的電路板之生產線（還不是完整的個人電腦機置，沒有機箱、鍵盤與螢幕等），每個電路板的生產成本為25美元，然後以50美元賣出。

在技術專業上，沃茲乃是典型的電子技術的愛好者與技術天才，一手設計出未來個人電腦基本架構的電路板。但當時整體的產業技術面，其實已在各方面累積出相當成熟的水平，例如全錄公司在矽谷地區的研究所就已研發出使用者的圖形介面、滑鼠等雛型技術。所以，在當時，個人電腦產業要真正突破成型的關鍵，在於是否有一家企業能在這些散佈於產業中的各類技術整合起來，並以相當雄厚資金為後盾，來進一步深化落實。這個人電腦（如今統稱為資訊科技產業）時代的統合、創新角色，就是由蘋果公司、微軟公司來取得先機而成功扮演了。

所以，蘋果公司之所以能成為這劃時代的領航者，除了技術能力（以沃茲為代表）與長遠願景的掌握外（非賈伯斯莫屬）。

另一方面，就在於：他們是否能在最短時間內取得雄厚資金與開拓市場，然後才能以比別人先起步的市場先機來更快的發展技術、設定競爭門檻（如專利權）來壟斷資本利潤。

在這方面，資本主義制度提供了非常典型的示範。賈伯斯與沃茲兩人創業時（為合夥公司非股份有限公司），兩人所籌集的資金只有區區1,000美元（沃茲變賣一個專業計算機，賈伯斯則賣掉他的汽車各提供500美元）！

然而，一旦他們將自己手工裝配的電路板拿到經銷商中兜售時，卻發覺當時市場潛在的需求遠超過他們自己設想。一家區域性的小經銷商答應以10倍價格來大量販售。

這讓深具商業敏感的賈伯斯體認到，這將是鉅大無比的市場商機，從而開始積極尋找投資者來轉型為股份有限公司，並準備上市籌資。

而這第一階段的原始資本募集，也在不到一年時間內就完成，在1977年1月，一位專業投資者，馬庫拉，他以個人資金與銀行貸款25萬美元共約35萬美元來參與投資，成為蘋果公司的3大創業股東。有了這筆真正具有現實意義的創業資本，蘋果公司才能深化既有的技術成果，較扎實地推出具有代表性的產品（可說是個人電腦的原型，蘋果二號電腦），並以一定程度的規模經濟來開模大量生產（即由當初沃茲這類電腦愛好者俱樂部成員的手工工藝品轉化為純商業行為的經濟生產），也才能於兩年後的1979年夏天，公開上市。

在這首次上市的股票銷售裡，蘋果公司一口氣出售了高達7百餘萬美元的股份，其中有些是來自於美國以外的風險投資公司與商業銀行。

而蘋果公司這兩位創業者，賈伯斯與沃茲就立即成為百萬富翁，當時賈伯斯僅24歲。而蘋果公司後續的曲折發展與賈伯斯的二度掌舵，就已是人盡皆知的歷史，毋需重敘了。

資本主義的特殊性與一般性

蘋果公司這段創業起步過程，反映了什麼意義呢？

首先，必須了解賈伯斯乃是身處於全球資本的核心地位上，而當時的矽谷區乃是涵蓋了全球尖端的科學知識與技術（史丹佛大學）與資訊科技重鎮（惠普公司、英特爾公司），甚至是二次戰後美國軍事科技研發地區，這是典型的產官學匯集地。換言之，在這裡的重大技術研發突破，就意味著這是具有全球商機的技術突破，而全球手握鉅大金融資本的各方投資者，都極密切注意這些點滴跡象，一旦有些投資獲利的徵兆，就會極明快果斷地資金到位。

一旦資金到位，技術有譜，美國這些新興企業就能以全球為市場來迅速地、壟斷性地獲取暴利。賈伯斯的一夜致富，就鮮明地反映這事實。這乃是美國資本主義的特殊性。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在其他非處於核心國地位的經濟體，如台灣，甚至技術發展稍遜一籌但也是先進國的日本，就很快的被排除在這壟斷利益圈中。兩年多前的立報一篇文章，就很精闢扼要地分析說，「日本的秋葉原，從1970年代開始，就是電子研發人員的天堂，大廠、名不見經傳的小廠，都曾經將此地試賣試驗性的產品，許多研發人員都是定期前往當地蒐集產品、激發靈感。台北的光華商場，在1980年代後期，也曾經在國外電腦品牌中殺出一條血路，從開發『蘋果二號』的相容電腦開始，台灣的工程師在仿製、降低成本的基礎上，累積了許多技術的小創新」。 

但如今，「秋葉原、光華商場都轉變成電腦賣場，當年在技術創新、產品開發所呈現的多變、靈活，幾乎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廠主導的產品開發、技術規格。其中的關鍵，是大廠從技術的制高點所進行的反擊。秋葉原的發展基礎，在於日本業者拆解歐美的儀器、電路板，在模仿過程中激發創新；光華商場原本具有的創造力，則是台灣工程師從公開的文件中汲取知識，然後再尋找降低成本的替代方案。這個過程，最後是被積體電路（IC）的發展所終結」。 作者總結說，在「1980年代時，電子技術的學習，仍可以從公開的電路圖、電路板當中取得。

但是，當積體電路成為主流，工程師的技術累積只能跟著大廠的規格，圍繞著特定IC進行。於是，電腦主機板業者，從1990年初期的近百家，縮減成現在的數家，零組件供應商也隨之進行大整併」。

換言之，科技創新的甜美商機成果，最後只會落入到先進國極少數幾家企業來壟斷掌控，而其他附隨者或資本環境不到位的非先進國的企業，就只能在全球利潤鏈之分工下，來代工生產。這乃是全球資本主義的一般規律。

更多或更少的「賈伯斯」?

分析到此，我們應可更清晰地了解賈伯斯的現象意義了。賈伯斯固然有其無與倫比的個人才華（從工藝美學的設計觀到整合各方技術與知識的原創力），但他之所以能大展才華、盡領風騷，乃是更根本的美國資本主義得天獨厚的全球壟斷資本的地位、制度與市場需求。

全球資本主義體制固然能創造出技術創新的賈伯斯、蘋果公司，但賈伯斯、蘋果公司也同樣地反映著全球資本主義種種不公義、阻礙後續進步創新的反動面（例如以專利權的大肆保護一己私利）。

因此，擺在左翼之前的制度挑戰，我們可更精確的說，應是：我們應如何提出新的社經制度來創造出更多的創新突破、具有充分工藝美學想像的「賈伯斯」、更多的「蘋果公司」企業，但卻更少的惟利是圖、專利壟斷、壓榨勞工的賈伯斯？筆者將論證，一個以社會資本為主軸，且透過審議民主、多元參與的經濟民主制，應能達到這完美的目標。

賈伯斯的生與死:社經體制的挑戰!（下之二）

2011-11-24 台灣立報 作者：姚欣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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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欣進

在本完結篇中，我們將從左翼立場來探討：我們應提出什麼新的社經制度，來創造出如同今日資本主義所培育出來的具有創新突破、工藝美學想像的「賈伯斯」？創造出更多的能結合科技創新與人文內涵「蘋果公司」，但卻禁絕惟利是圖、專利壟斷、股東獨享、權益壓榨勞工的企業？

筆者的基本答案是：以社會資本為主軸，透過審議民主的經濟民主制，結合了市場競爭、消費者選擇決定與社會資本投資、多元公民自主團體決策、合作經濟的運作與社會效益分享。

一句話，唯有在一個兼顧社會公義、社會效益與市場效率的經濟民主制（或可稱之為「市場社會主義」）裡，我們才能見到更多正面的「賈伯斯」！（註1）

一、社會資本與創業

在本專題系列前幾篇文章中，我們已總結資本主義體制之所以會出現賈伯斯這號人物，不外乎幾項基本制度面的客觀因素：資本迅速到位、在特定時機階段裡能有充分的自由競爭與突破機會、整體社會配套措施、條件的配合。

以下，我們將針對這些資本主義的客觀制度因素，來比照分析經濟民主制的新社經體是否也能如此提供這些正面制度因素，並且做得更好？即，資本主義裡的私人資本與個人獨特才華、私人股份公司的關係，是否也能轉化為社會資本、公益或非私人股份公司型態，但一樣可發揮個人才華，滿足社會所需、貢獻社會效益的社會企業？

賈伯斯與他蘋果電腦公司共同創辦人，沃茲尼克，乃是典型的創業資本家，他們擁有個人企業的願景與獨門技術，但欠缺的是雄厚的資本來投入規模生產，以大量商品生產方式來供應市場需求。據史實描述，他們當時碰見了一位純投資者，馬庫拉，他不僅個人投資鉅款，擬定上市規劃，並在創業之初尚未正式上市前，在先進國中各創業風險基金的金融投資群中兜售，成功地籌措一大筆穩定的創業資金，讓蘋果電腦公司能將這兩位創業者的夢想產品付諸實際生產，然後在市場上得到廣大消費者的認同熱愛，而一炮而紅，獲取豐厚與壟斷性的利潤。

這段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創業投資與生產獲利過程，不僅完全可在經濟民主制體制下翻版成功運作，而且更可避免毫無實際社會效益的金融投資浪費。例如，在一個經濟民主制的社會裡，賈伯斯碰見的不再是唯私利是圖的個人投資者、各金融業的投資金主，而是該相關產業（如資訊業）的創業投資審議委員會、社區銀行投資顧問、社區基金管理委員會，其意義與結果將大不相同。

這些具有專業素養、能評估投資效益的資訊業行家、社區銀行的金融投資專家等，他們也如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各專業投資者一樣精打細算，但他們所代表的投資規劃不是私人銀行、私人股東或個人財務利益，而是完全由社會資本所成立運作的社區銀行、各產業投資基金等。他們一切的投資評估與規劃，其專業能力與決定都是直接服務於社會資源與公共利益的增長。

當初蘋果電腦公司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時，其實際的創業資金不過30餘萬美金，而後在股票首次上市前陸續募集資金約有數百萬美元。毫無疑問的，以台灣的社會資源來說，這種規模的企業資本，都是可以充分承擔的。

事實上，幾乎是在蘋果電腦公司創業發展的同一時期，台灣1970年代末期，政府就仿造美國矽谷區的產官學三結合，成立了新竹科學園區，並以官股來主導、投資創設了台積電、聯電等公司，而後才逐漸民營化。

二、生產、競爭與消費者選擇

其次，經濟民主制的經濟運作，在相當大程度內（但非全部，且會針對性地將若干具備社會公益性而壟斷性的生產與服務劃歸為非商品性經濟，如水、電、大眾運輸等），仍然是市場經濟。也就是說，經濟民主制的經濟活動仍然有許多部分，是屬於商品化生產、交換與獲利，有市場競爭與消費者偏好選擇等重大因素，來影響整體的經濟活動。

因此，經濟民主制不會是全面的計畫經濟，或排除市場競爭的國營事業一家獨占現象，更不會有國家全面控管社會大眾的消費偏好，以強制性的計畫生產來全面直接分配產品。市場經濟的市場競爭、消費者選擇，其實包含了非常複雜而細膩的因素，值得我們以賈伯斯一生事業歷程為借鏡，來作為今後經濟民主制制度設計的參考。

對於左翼來說，商品化生產當然有其本質性的缺陷與不公義之處（如商品拜物、臣服於商品邏輯或消費主義中）。但，如果經濟民主制的整體制度運作能有效地約束商品拜物、資本邏輯的趨勢，而同時擷取商品經濟目前無可取代正面功能，並將其配合於非商品經濟運作之大方向來運作（以社會公益、社會效益為主導方向），則商品經濟有兩項基本功能，而且歷經賈伯斯所大力實踐證明，值得經濟民主制引入。

商品經濟的市場交換結果（即商品買賣是否成交）的最後決定者，不是生產者（或推銷者）而是消費者。這是一般商品經濟活動者的基本常識，但正是在這一點上，賈伯斯與其他所有市場行銷者、資本家有鮮明的差異。

賈伯斯一路走來，一貫能挖掘、推出、與堅持他（以及他的團隊）對於產品的美感品味、創新想像，他從來都是以指導者的角色來設計生產他公司的產品，然後「教導」一般消費者如何跟隨他生產者的腳步來邁進。這是一個以自覺規劃設計、生產面為主導的運作模式，來置身於市場經濟活動中。

但，賈伯斯雖對自己的生產面之工藝美學自視甚高，但他的品味與產品畢竟要在激烈市場競爭中歷練勝出、要得到廣大消費者的認同（包括定價、功能、趨勢品味等判斷），而賈伯斯並非每次都是正確的。

有時，他們的產品不獲消費者青睞而被迅速淘汰（如1998年附隨於第一代iMac的小圓盤滑鼠)、定價過高而曲高和寡（如2000年的Cube PowerMac）、或設計與運作不佳而飽受批評（如蘋果公司過去的雲端服務，MobileMe)。這些都是在還未推出於市場前，賈伯斯就自認為設計良好的產品，卻在實際市場競爭與消費者廣泛的選擇下而遭淘汰下市。

這市場淘汰的功能，是不可取代的。也就是說，不論生產面的計畫有多好，但生產者不是普遍、全部的消費者，而任何的產品（商品）若不能得到真正使用消費者的認同，就只能有生產面上的價值，但卻無實際使用價值（閒置在倉庫中）。

如果沒有這消費者最後把關的選擇功能，一個以計畫生產為導向的社會企業，豈不會不顧群眾感受，而繼續大量生產下去？這只會造成兩個惡性結果：不是對消費偏好的獨裁（強迫群眾要依照計畫生產出來的產品全部配銷，即學者所謂的「Dictatorship of Need，對需求獨裁」），就是將這些已生產出來的無人要用的產品，閒置倉庫任其荒滅。

長遠來說，僅有計畫生產而無市場調節與市場消費的最後測試決定，往往會帶來生產不對位，不尊重消費者自主選擇，這乃是對整體社會效益最大、最深的耗損。

但對市場某些正面功能的肯定，卻並不意味著生產者必須一昧迎合消費者當下的流行趨勢，賈伯斯最特殊之處，就是能自覺地走在消費者自發趨勢之前，透過他的科技產品來創造趨勢、教導品味。而近日出版的賈伯斯傳記充分顯露，他事前對於要生產什麼產品（他稱之為偉大的產品）、要有什麼創意設計等，都與他的團隊討論甚深才拍板定案。（註2）

▲美國華盛頓一家書店的玻璃貼著賈伯斯傳記的廣告海報，圖攝於2011年10月24日。（圖文／路透）

這也正是經濟民主制之審議民主要做的主要工作，而且這審議的過程應會比一般私人企業的商品規劃設計，要深廣得多。因為社會企業的投資審核，將交付於多元化的社區公民、相關產業專業者、社區銀行、產業投資之社會基金管理委員會等來進行，他們要考慮的，就不僅是商品利潤而已，而同時是更廣泛的社會效益，如是否提高當地社會文化？是否創造就業機會？是否符合社會教育目標等？當然也會包括賈伯斯所堅持的工藝美學的價值討論等。

可想而知，在經過這種經濟民主制的審慎而深入的理性辯論而核可的產品，應是兼具了工藝美感、社會效益的好產品，而且還要在廣大消費者認同，來發揮其實際的使用價值。

論述至此，我們可看出，這經濟民主制的核心基礎在於一般的公民民主水平。前文已指出，今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正面制度功能的第三點，乃是整體社會的配套措施與條件。擺在經濟民主制來說，這就是深入而扎實的公民文化、審議民主的實際運作。

缺乏了能容忍異己、開放心胸聆聽異見的理性討論過程與機制，我們就只能一切向市場機制看，讓資本邏輯來取代我們理性審議來決定我們要生產什麼商品、要如何進行經濟活動。

不可諱言的，台灣社會的民主還處於粗淺階段，還未能全面發展為較成熟的審議民主，但這目前致命的缺憾，卻正是左翼運動者不可推卻的歷史使命：唯有左翼運動能從自己做起，在運動場域裡，在各項公共議題的倡議裡，不斷實踐、落實審議民主，我們才能將台灣社會扎根而轉化為能孕育經濟民主制、能培育更多賈伯斯社會的豐厚土壤。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筆者深懷信心！

（全文完，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