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工作者的異想世界：身分
- 2012-4-12 台灣立報 作者：褚士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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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申請外傭照顧逐漸失去自理生活能力的父親，我的家庭也成為台灣許多外勞的僱主之一。在讀了關於外勞逃跑的23個故事後，更戰戰兢兢的想著要怎麼把這件事情做好，我們一家人要趁他來到之前，趕緊開始去學習一些新的語言嗎？他即將居住的空間，是否有足夠的隱私權？第一次離開家鄉出外工作的他，飽受思鄉之苦時該怎麼辦？如果遇到惡質的仲介，我作為僱主該怎麼辦？
當我看到來自仲介公司的幾個候選人時，忍不住注意到每個人的履歷表底下，都有著一行小字：「願意週末不休假，兩年不拿手機」。
我不知道這是仲介自己的意思，還是反映著多年以來台灣僱主的要求，至於其他部分的資料都是手寫的，卻只有這一行，是打字列印的制式規格。
拿著這個表格，問了幾個身邊的朋友，他們都表示這是很普通的規定，甚至有些人說這是應該的：
「不然我禮拜六、禮拜天怎麼辦？」
我腦子立刻浮現的疑問是，那家裡有學齡的孩子，家長是不是也認為週末、夜晚不上課是不是學校在找家長的麻煩？或者，根本就是因為如此，補習班與才藝班才會在台灣如此盛行？
困惑之下，我用關鍵字上網查詢，結果立刻看到某個網站的親子討論區裡，有網友理直氣壯地說：
「……心理同情他就好，該做的就是要做，太閒或太有錢就會搞怪，外勞本來就是不人道的工作，不能認同就不要請，不然只是像我一樣養了一個會帶壞人家外勞的外勞，還有工作標準要比我們能做的再高一點，不用將心比心，因為她們自然會有摸魚的辦法，……手機的部分我覺得是犯罪的根源，可是時代不同了，沒有一個外勞可以忍受沒有手機，不管你是開放或是不開放，或是限時開放，最後她們都會有一隻貼身的第二生命──手機，然後就是無止境的作怪……」
我的心像被重重搥了一拳，許久說不出話來。
緬甸移工到泰國的工地和家庭工作，泰國移工到台灣的工地和家庭工作，台灣移工又到美國工作，無論我們願不願意承認，其實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
台灣人無論到海外的高科技業、金融業、跨國公司上班，或是開店、經營餐館，開工廠，或許自認為與為了脫離貧困而到台灣來從事勞力或看護工作的外籍勞工不同，但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成為經濟移民的本質，其實並無二致。
我很想問這位在親子網站上面大放闕詞的家長，如果他心愛的孩子長大以後，有一天必須將剛脫離襁褓時期的稚齡幼兒托付給祖父母，前往丹麥或美國工作，追尋夢想，他們的僱主也理所當然地在公開表述，認為對待台灣人不用將心比心，一年365天不應該休假，也不准擁有手機，因為手機是「犯罪的根源」，請問這一家人情何以堪！
深入研究在台灣外籍配偶待遇問題的藍佩嘉博士，過去曾經在一篇名為〈外勞的手機政治學〉的文章中說，近來的社會新聞中幾度出現「外勞卡」的字眼，「外勞卡」其實就是坊間的「易付卡」，但這種使用者以外勞為大宗的儲值式易付卡，卻變成一種新的社會污名，反映出台灣社會對於外來客工（以及他們難以追蹤的手機號碼）的不安與不信任，內政部甚至決議要嚴格管制外國人使用易付卡，沒有看到台灣社會對於外勞的社會箝制，以及對外訊息與溝通的人道需求。
同樣的手機的使用方式，我們自己稱為「對外通聯」；與雇主同住，一天24小時毫無隱私權的外籍家庭幫傭與監護工，透過手機保留最後一點自我，用僅存接觸外界的管道證明自己還存在的一縷絲線，縮在被窩裡低聲與家人或同鄉交談，分享朋友傳來的短詩、笑話或圖案，用簡訊彌補身為人父母無法陪伴自己在家鄉稚齡子女的遺憾，這些充滿愛與無奈的行動，卻被稱為「玩手機」，而且需要從政府到僱主家庭，從上到下嚴加管控。
逃跑，很多就是從這些充滿傷害的言詞，身分不同引發心態的衝突開始的。台灣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對待東南亞外勞的負面態度，與許多泰國僱主對待緬甸、越南勞工的態度，或是美國僱主對於中南美洲移工的態度，似乎並無二致，但這不代表這就沒有關係。
關係可大了。我有幸因為工作與生活，同時作為東南亞社會的一份子，台灣的一份子，美國社會的一份子，看到立場與身分在這三個社會中各自帶來的傷害，更覺得責無旁貸。逃跑不是社會的責任，是你我只要作為公民社會的一員，就必須共同承擔的責任，既然同時生活在三個社會中，我的責任應該是其他人的三倍。
如果可以的話，每一個生活當中有外傭的台灣家庭，或是每一個有外勞的職場，都應該將《逃／我們的寶島，他們的牢》這本書列為必備讀物，讓我們不會無心犯下無知的過失，傷害另外一個生命，傷了遠方一整個家庭的心，甚至一整個社會。
《逃／我們的寶島，他們的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