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8-16基督教論壇報
【作者：鄭仰恩】
編按﹕遠藤周作是日本著名作家，他嚐試將基督信仰與其原鄉的本土文化作深度的解析及思考，用其本土文化的語言建構其文學作品，在其作品裡經常出現信仰的反思及與文化衝突的掙扎，值得我們省思。
遠藤周作被稱為「日本的葛林（Graham Green）」，是日本最受世界矚目的天主教作家，師承關係上溯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堀辰雄，可謂系出名門。他的作品觸及「天主教與近代日本文化」的關係，是少數能引起不同專業學科（文學﹑宗教﹑文化﹑歷史）關注的作家。
他最著名的代表作《沈默》除探討「迫害」﹑「叛教」﹑「上帝的沈默」等主題外，也探討了「日本基督教的本土化」﹑「弱者的宗教」等問題。他的最後遺作《深河》，除了繼續探討基督信仰的本質以及本土化的議題外，更直接觸及「泛神論信仰」以及「轉世」的問題，引起宗教界相當大的側目和討論。
以下就簡單介紹一些他思想中比較有趣的層面，特別是引用一些他書中的片段來呈現他的宗教觀點，藉以引起大家的興趣。
作家的文學責任
遠藤周作談天主教作家的文學責任﹕
在近代日本基督教界扮演重要角色的內村鑑三在「藝術與宗教」及「文學家與基督教」二篇文章中，斷言藝術和文學會把善良的信徒導向罪惡，使人遭受挫折，是有害的，信徒不應接觸它們。這讓許多帶有天主教背景的文學家在成名後往往脫離教會，捨棄信仰，因為他們已經被教導「文學與宗教是無法並存的」。（參《母親》，序，頁14-15）
相對的，遠藤周作在「天主教作家的問題」一文中曾主張﹕「人擁有選擇神或放棄神的自由，而將此自由投在文學上的是天主教文學。即天主教文學也與其他文學一樣以凝視人為最大目的，這是絕對不容許歪曲的。極端地說天主教文學不是描繪神或天使，而是探討人，只要探討人就夠了。再者，天主教作家也絕不是聖人或詩人。聖人或詩人的目的是一味地歌頌神﹑讚美神，但是天主教作家﹑既然身為作家凝視人是最大的義務﹑絕不能放棄這凝視人的義務。」他進一步指明﹕在凝視人時，「隱藏在罪惡深處的彼方，有一道不同的光芒，在作家不安的眼神前，會把罪惡淨化﹑聖化，這是天主教徒應該堅信不移的﹔而作家要當這道光芒的見證人。」（《母親》，序，頁13）
日本的現實文化
遠藤周作論日本人的「現實文化」﹕
在《沈默》一書中，藉著已經「棄教」的葡萄牙神父費雷拉的口中，遠藤指出，日本人缺乏超越「現實存在」的思考方式﹕「日本人並未具備有能思考和人類完全隔絕的神的能力。日本人也沒有思考超越人類存在的能力… 天主教之所以滅亡，並不是…因為受到禁止或迫害的緣故。這國家存在著無論如何無法接受天主教的某種東西。」（頁178-180）
相同的，在《武士》一書中，司祭貝拉斯可如此描述，那些尋求與墨西哥人做生意的日本商人，反映的宗教心態﹕「日本人即使在宗教中也追求現世的利益。甚至於可以說為了獲得更多的現世利益，他們才有他們所說的信仰。為了逃避疾病﹑災害，他們拜神佛… 日本人的宗教裡還有許多號稱可以增加財富的邪教，也吸引了許多信徒… 在那個國家（註﹕指日本），像基督教所說的追求永恆，或靈魂救贖的真正宗教是無法生根的。日本人對宗教追求的是現世利益，那麼，如何把它導向神的教義是非常重要的。」（頁85-86,106）
棄教的抉擇
此外，在馬德里的一場有關「宣教策略」的辯論會中，威連提神父指出﹕「日本人…是在這世界裡最不適合我們信仰的人… 因為日本人本質上，對於超越人的絕對性﹑超越自然的存在，以及我們稱為超自然的東西並無感覺… 然而，可怕的是日本人有享受這世界無常的能力。由於這能力足夠，因此他們享受停留的樂趣… 他們的感性經常停留在自然的次元，絕不再提升。在自然的次元中，那種感性微妙﹑精緻得令人吃驚… 因此，日本人無法了解與人不同次元的我們的神。」（《武士》，頁209-210）
回到《沈默》一書，在描述洛特里哥神父面對是否應踏踩基督聖像來表明「棄教」的痛苦抉擇時，遠藤微妙地呈現出日本人那種視「倫理」價值高於「宗教」價值的思考模式。洛特里哥的老師費雷拉平靜地勸導他﹕「基督一定會為他們而棄教的﹗…基督會棄教吧﹗為了愛，即使犧牲了自己的一切﹗…哪﹗去做至今沒人做過的最痛苦的愛德行為…」於是，「司祭（註﹕指洛特里哥）抬起腳。感到腳沈重而疼痛… 這時，銅版的那個人對司祭說﹕踏下去吧﹗踏下去吧﹗你腳上的疼痛我最清楚了。踏下去吧﹗我是為了要讓你們踐踏，才出生到這世上，為了分擔你們的痛苦才背負十字架的。就這樣子，司祭把腳踏到聖像時，黎明來臨，傳來遠處雞啼。」（《沈默》，頁35, 199-202）
在此，遠方傳來的雞啼聲，馬上讓我們聯想到《聖經》中所述曾經三次否認耶穌的彼得，因此帶有「懺悔」的意涵。另外，日本人這種「倫理」高於「宗教」的價值取向，讓我們也馬上聯想到美國文化人類學者露絲‧班乃迪特（Ruth Benedict）在其名著《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一書中的主張﹕日本人深受「羞恥文化」（shame culture）的形塑，但卻缺乏「罪的文化」（guilt culture）。
事實上，在另一本小說《海與毒藥》裡，遠藤也明確點出「日本人缺乏罪的意識」的主題。主角戶田有過欺瞞﹑偷竊﹑通姦﹑始亂終棄的不道德行為，卻毫無良心上的自責，所擔心的只不過是他人的眼光和社會的制裁而已。
母性的宗教
遠藤周作論日本的「母性宗教」﹕
日本江戶時代嚴禁天主教﹑迫害信徒，在九州西部有一些表面佯裝改信佛教，實際仍暗中維持天主教信仰的「切支丹」信徒。一八六五年，發現這些隱匿將近三百年的信徒所擁抱﹑敬拜的「聖母抱基督像」，竟是一幅抱著嬰兒吃奶的農婦畫像﹕「農婦袒胸，露出乳房，帶子紮在前面，感覺像是工作服。那是張這島上隨處都看得到的臉，那是一張一邊讓嬰兒吸吮著奶，一邊耕旱田或撒網的母親的臉…」此時，遠藤感慨地想著﹕「那父神的教誨在神父們被驅逐出境，教會被剷平之後，經歷了長久的歲月，在日本隱匿的天主教徒中，不知何時他們拋棄了不合適的規條，把它轉變成純日本式的宗教之本質 ─即對母親的思慕。」（《母親》，頁54-55）
的確，日本人的宗教心理所能接受的，是母性的宗教﹕「也就是寬恕的﹑而非裁判的﹑處罰的宗教。很多日本人認為天主教的神是一個很嚴厲的社會的中心﹔像父親那樣，是裁判﹑處罰﹑發怒的超越者…對於喜歡將超越者賦與母性印象的日本人來說﹑他們只認為天主教是嚴格的難以接近的東西。」（《母親》，頁73） 也因此，遠藤發現「百姓們對聖母比對基督還要崇敬」。（《沈默》，頁63）
遠藤周作自己告白說﹕「長久以來，我的宗教信仰，在某種意義上…根植於對母親的摯愛…」（《影子》，頁43）他也曾把「聖母像」和出現在自己眼前的母親表情，重疊在一起。有時，「悲傷聖母」的臉，看來很像母親去世時的臉。那眉宇間痛苦的樣子，躺在棉被上，已停止呼吸的母親的臉，依然歷歷在目。（《母親》，頁49-50）
弱者的宗教
遠藤周作論耶穌所代表的「弱者的宗教」﹕
在描述「日本精神與宗教信仰的矛盾與衝突」的《武士》一書中，出身菲律賓，卻淪落在墨西哥與印地安人一起生活的還俗修士告白說﹕他不相信西方神父所說的天主教。相較於偽善﹑如瓊樓玉宇般﹑無視於苦難的制式化教會，浮現在他腦海的總是「在蠟燭光映照下又醜又瘦的男子裸體像（註﹕指十字架上的耶穌）」。（頁153） 而這位基督總是尋找「如襤褸般骯髒的人」，因為「喜歡有吸引力的，美麗的人，這是誰都辦得到的。那不是愛。對容顏衰老﹑如襤褸般的人和人生﹑不會拋棄的才是真正的愛。」（《沈默》，頁135）
猶有甚者，建立教團﹑擁有組織的教會可以為了「秩序和安全」，為了「組織的正義」…「偏離主愛的教義」，結果是「有愛的人因為愛在政治世界中被殺害了﹗」（《武士》，頁248-251） 相對的，在日本修士心目中的耶穌是極端卑微的﹕「祂比現世的任何人要寒傖地生活，因此我相信。因為祂又疲倦又醜陋，祂太了解這世界的悲傷。無法漠視人的悲嘆﹑苦患，因此祂才變得那麼疲倦﹑那麼醜陋… 祂因為一輩子都過得悲慘，因此能了解悲慘者的心。因為祂死得淒慘，因此知道死得淒慘的人的悲傷。祂既不強壯，也不好看。」（頁284）
在《耶穌的生涯》一書中，遠藤更進一步將耶穌描述為一個「無能的男人」﹑「無用者」﹑「無所作為的人」。耶穌深切體會到「民眾終究只追求對現實有好處的東西，那怕他認真地談愛的神和神的愛，但是很少人聽他的。」
這位在現實裡軟弱無能的耶穌在十字架上沒有顯現任何一件神蹟，只留下三句話﹕「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麼離棄我﹖」「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裡。」（頁62,107,151-155）然而，遠藤相信，這三句話卻帶給門徒們極為強烈的衝擊。
因為「在十字架上，掙扎在意識模糊的痛苦中，仍然愛那背叛自己﹑離棄自己的人，門徒們總算真正了解耶穌了。」（頁155） 原來，耶穌悲慘的死「已使門徒們把價值觀念徹底改變過來。」（頁157）
宗教本土化
遠藤周作論宗教的「本土化」﹕
早在《沈默》一書中，遠藤就已藉著一位武士的話來指明天主教在日本「水土不服」的問題﹕「在某地能開花結果的樹木，地方改變了也有枯萎的。叫做天主教的樹，在異國枝葉茂盛，還會開花，可是，在我們日本就枝葉枯萎，花蕾也沒一個。」（頁127） 甚至連在十六世紀第一位到日本的宣教師聖方濟‧薩比耶爾所教導的上帝也被「崇拜太陽的日本人」任意改變成「大日的信仰」。（頁175） 從這個角度來看，宗教的「本土化」是不可避免的。
在《深河》一書裡，遠藤更進一步強調東洋式和歐洲式思考方式的不同，也發展出近似「泛神論」的信仰。最明顯的例子是，到法國里昂修習神學五年的日本修道士大津痛苦的察覺到﹕「他們清晰的理論或切割方式對我來說，甚至於是痛苦的… 日本人的感覺讓我對歐洲的基督教產生不協調感… 歐洲人的信仰是有意識性的﹑是理性的，因此，他們無法接受理性﹑意識無法了解的東西… 以他們來看﹑我無意識中隱藏著泛神論的感覺… 身為日本人的我，無法忍受對大自然生命的輕視。歐洲的基督教無論再怎麼清晰，富有理論，認為生命之中有其順序，這些人終究無法理解『仔細一看是茄子花開的籬笆』這樣的情景」。（頁152-153） 也因此，大津想要在回日本之後「思考適合日本人心靈的天主教」。（頁82）
神是什麼﹖
事實上，大津有他自己一套的神觀。他認為改以其他名稱來稱呼神也沒關係﹕「叫番茄或洋蔥都行… 與其說神的存在，不如說作用較為適當… 洋蔥是愛的作用的集合。」（頁79） 換句話說，洋蔥就是愛﹕「這個世界的中心是愛，我認為洋蔥在長久歷史之中，只以此向人顯示。現代世界，最欠缺的是愛，是誰都不相信的愛﹑被嘲笑的是愛，至少我要耿直跟在洋蔥之後」。（頁154）
當大津和里昂修道院的其他前輩討論「神是什麼﹖」時，他大膽的回答﹕「我認為神並不是如你們認為的是人以外讓人瞻仰的東西﹔而是在人之中，而且包容人﹑包容樹﹑也包容花草的大生命。」然，他也因而受到嚴厲的攻擊。（頁153）
另外，在接受口試時，大津甚至說出「神擁有各種臉。我認為神不只是在歐洲的教會﹑小禮拜堂，神也在猶太教徒﹑佛教信徒﹑印度教信徒之中。」（頁157）最後，大津穿著印度教徒的衣服，天天背著垂死的人到恆河去洗澡，背著死屍到火葬場去。
因為「要是洋蔥來到這個城市，祂一定會把倒下的人背到火葬場。就像生前，祂背負十字架一樣…因為洋蔥不只是活在歐洲的天主教，也活在印度教裡，活在佛教之中。」（頁244）
另一方面，《深河》也藉著磯邊夫婦來探討「轉世」這個主題。磯邊太太因癌症去世前，認真地囑咐她先生說﹕「我…一定…會轉世，在世界的某處…我們約好，一定要…找到我喲﹗」（頁16）後來，磯邊先生和美國維吉尼亞大學醫學院精神科人格研究室通信，得到在北印度有少女自稱前世是日本人的消息，因此加入印度旅行團，希望能找到轉世的妻子。雖然沒有找到，但是「轉世」的主題卻以另外的形式呈現在故事中。
本土信仰的反思
大津告訴年輕時曾以美色引誘過他，後來又拋棄他，導致他轉而成為修士，到法國讀神學院的美津子說﹕「洋蔥被殺的時候…洋蔥的愛和它的意義，活下來的弟子總算明白了…洋蔥即使被背叛，依然愛他的弟子…因此，他們每一個狼狽的心中都烙下洋蔥的影子，忘不了洋蔥的存在… 之後，洋蔥繼續活在他們心中…洋蔥死了，但是又轉世到弟子之中…洋蔥現在也活在你面前的我的心中。」（頁245）
確實，在大津背著垂死的老太婆步向恆河的信仰實踐中，他正是模仿著「背負著眾人的悲哀，登上死亡之丘」的耶穌。（頁256）同樣的，耶穌不但轉世在門徒﹑在大津身上，他也「轉世」到德蕾莎修女所建立「死亡之家」的修女身上，生生不息。
有關《深河》一書的探討，也請參考周聯華牧師所寫「從《深河》看本土神學」一文（收於陳南州﹑黃伯和﹑鄭仰恩編，《聖經·詮釋·實況─駱維仁博士榮退紀念文集》，台北﹕永望，二○○一年十月。）
小結﹕
從上述簡單的分析，可以作出幾點粗略的觀察﹕
遠藤周作和早期英國來台宣教師梅監霧（Campbell N. Moody）雖然在出身背景﹑信仰傳統﹑生活實況上截然不同。然而，他們對日本人和台灣人的集體文化性格，與宗教心理卻有相當一致的觀察和見解，即二者都帶有深厚難以穿透的「現實性格」，因此，在對福音的接納和教義的理解上存在著很大的困難。這點結論大概是毋庸置疑的。
不過，畢竟梅監霧是宣教師，遠藤周作是本地人，二者對本地文化的觀感和態度還是相當不同。簡單的說，梅牧師仍難以跳脫福音主義的色彩以及西方文化的優越感，遠藤周作則強烈地表現出對本土化神學，以及文化詮釋學的深切關心。兩人的觀點正好成對比，值得進一步探討。
這也引發我們去深刻考慮「基督教信仰」和「亞洲文化」對遇（encounter）的問題。事實上，一九一○年的愛丁堡宣教會議就已認定「現今基督教與亞洲宗教的會遇」是和「初代基督教與希臘﹑羅馬文化的對遇」具有相同的層次。如何由此信念出發來認真思考福音與文化的互動關係，並致力建構台灣的本土神學，是新一代基督教神學研究者的責任。（作者為台灣神學院教務長）
遠藤周作小傳﹕
1923 生於東京市巢鴨
1926 隨父職務調動而遷居大連
1933 父母離異，隨母定居神戶
1934 於復活節受洗成為天主教徒，教名「保羅」
1943 考入慶應大學文學部
1947 開始發表作品
1950 到法國里昂大學研究天主教文學，後轉至巴黎
1953 因病返回日本
1954 正式開始創作生涯
1955 與岡山順子結婚
1960 身體開始不佳
出版《沈默》
1968 出版《影子》
1969 出版《母親》
1973 出版《耶穌的生涯》
1980 出版《武士》
1991 訪台灣，獲輔仁大學贈與榮譽博士
1993 出版《深河》
因腎臟病和肺炎過世，依其遺囑於靈柩中置《沈默》及《深河》二書
遠藤周作中文譯作﹕
遠藤周作著，《耶穌的生涯》，余阿勳譯，台北﹕新理想，﹖
遠藤周作著，《影子》，林水福等人譯，台北﹕時報文化，1986。
遠藤周作著，《母親》，林水福譯，台北﹕時報文化，1986。
遠藤周作著，《沈默》，林水福譯，台北﹕遠流，1991。
遠藤周作著，《武士》，林水福譯，台北﹕麥田，1996。
遠藤周作著，《深河》，林水福譯，台北﹕立緒，1999。
遠藤周作被稱為「日本的葛林（Graham Green）」，是日本最受世界矚目的天主教作家，師承關係上溯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堀辰雄，可謂系出名門。他的作品觸及「天主教與近代日本文化」的關係，是少數能引起不同專業學科（文學﹑宗教﹑文化﹑歷史）關注的作家。
他最著名的代表作《沈默》除探討「迫害」﹑「叛教」﹑「上帝的沈默」等主題外，也探討了「日本基督教的本土化」﹑「弱者的宗教」等問題。他的最後遺作《深河》，除了繼續探討基督信仰的本質以及本土化的議題外，更直接觸及「泛神論信仰」以及「轉世」的問題，引起宗教界相當大的側目和討論。
以下就簡單介紹一些他思想中比較有趣的層面，特別是引用一些他書中的片段來呈現他的宗教觀點，藉以引起大家的興趣。
作家的文學責任
遠藤周作談天主教作家的文學責任﹕
在近代日本基督教界扮演重要角色的內村鑑三在「藝術與宗教」及「文學家與基督教」二篇文章中，斷言藝術和文學會把善良的信徒導向罪惡，使人遭受挫折，是有害的，信徒不應接觸它們。這讓許多帶有天主教背景的文學家在成名後往往脫離教會，捨棄信仰，因為他們已經被教導「文學與宗教是無法並存的」。（參《母親》，序，頁14-15）
相對的，遠藤周作在「天主教作家的問題」一文中曾主張﹕「人擁有選擇神或放棄神的自由，而將此自由投在文學上的是天主教文學。即天主教文學也與其他文學一樣以凝視人為最大目的，這是絕對不容許歪曲的。極端地說天主教文學不是描繪神或天使，而是探討人，只要探討人就夠了。再者，天主教作家也絕不是聖人或詩人。聖人或詩人的目的是一味地歌頌神﹑讚美神，但是天主教作家﹑既然身為作家凝視人是最大的義務﹑絕不能放棄這凝視人的義務。」他進一步指明﹕在凝視人時，「隱藏在罪惡深處的彼方，有一道不同的光芒，在作家不安的眼神前，會把罪惡淨化﹑聖化，這是天主教徒應該堅信不移的﹔而作家要當這道光芒的見證人。」（《母親》，序，頁13）
日本的現實文化
遠藤周作論日本人的「現實文化」﹕
在《沈默》一書中，藉著已經「棄教」的葡萄牙神父費雷拉的口中，遠藤指出，日本人缺乏超越「現實存在」的思考方式﹕「日本人並未具備有能思考和人類完全隔絕的神的能力。日本人也沒有思考超越人類存在的能力… 天主教之所以滅亡，並不是…因為受到禁止或迫害的緣故。這國家存在著無論如何無法接受天主教的某種東西。」（頁178-180）
相同的，在《武士》一書中，司祭貝拉斯可如此描述，那些尋求與墨西哥人做生意的日本商人，反映的宗教心態﹕「日本人即使在宗教中也追求現世的利益。甚至於可以說為了獲得更多的現世利益，他們才有他們所說的信仰。為了逃避疾病﹑災害，他們拜神佛… 日本人的宗教裡還有許多號稱可以增加財富的邪教，也吸引了許多信徒… 在那個國家（註﹕指日本），像基督教所說的追求永恆，或靈魂救贖的真正宗教是無法生根的。日本人對宗教追求的是現世利益，那麼，如何把它導向神的教義是非常重要的。」（頁85-86,106）
棄教的抉擇
此外，在馬德里的一場有關「宣教策略」的辯論會中，威連提神父指出﹕「日本人…是在這世界裡最不適合我們信仰的人… 因為日本人本質上，對於超越人的絕對性﹑超越自然的存在，以及我們稱為超自然的東西並無感覺… 然而，可怕的是日本人有享受這世界無常的能力。由於這能力足夠，因此他們享受停留的樂趣… 他們的感性經常停留在自然的次元，絕不再提升。在自然的次元中，那種感性微妙﹑精緻得令人吃驚… 因此，日本人無法了解與人不同次元的我們的神。」（《武士》，頁209-210）
回到《沈默》一書，在描述洛特里哥神父面對是否應踏踩基督聖像來表明「棄教」的痛苦抉擇時，遠藤微妙地呈現出日本人那種視「倫理」價值高於「宗教」價值的思考模式。洛特里哥的老師費雷拉平靜地勸導他﹕「基督一定會為他們而棄教的﹗…基督會棄教吧﹗為了愛，即使犧牲了自己的一切﹗…哪﹗去做至今沒人做過的最痛苦的愛德行為…」於是，「司祭（註﹕指洛特里哥）抬起腳。感到腳沈重而疼痛… 這時，銅版的那個人對司祭說﹕踏下去吧﹗踏下去吧﹗你腳上的疼痛我最清楚了。踏下去吧﹗我是為了要讓你們踐踏，才出生到這世上，為了分擔你們的痛苦才背負十字架的。就這樣子，司祭把腳踏到聖像時，黎明來臨，傳來遠處雞啼。」（《沈默》，頁35, 199-202）
在此，遠方傳來的雞啼聲，馬上讓我們聯想到《聖經》中所述曾經三次否認耶穌的彼得，因此帶有「懺悔」的意涵。另外，日本人這種「倫理」高於「宗教」的價值取向，讓我們也馬上聯想到美國文化人類學者露絲‧班乃迪特（Ruth Benedict）在其名著《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一書中的主張﹕日本人深受「羞恥文化」（shame culture）的形塑，但卻缺乏「罪的文化」（guilt culture）。
事實上，在另一本小說《海與毒藥》裡，遠藤也明確點出「日本人缺乏罪的意識」的主題。主角戶田有過欺瞞﹑偷竊﹑通姦﹑始亂終棄的不道德行為，卻毫無良心上的自責，所擔心的只不過是他人的眼光和社會的制裁而已。
母性的宗教
遠藤周作論日本的「母性宗教」﹕
日本江戶時代嚴禁天主教﹑迫害信徒，在九州西部有一些表面佯裝改信佛教，實際仍暗中維持天主教信仰的「切支丹」信徒。一八六五年，發現這些隱匿將近三百年的信徒所擁抱﹑敬拜的「聖母抱基督像」，竟是一幅抱著嬰兒吃奶的農婦畫像﹕「農婦袒胸，露出乳房，帶子紮在前面，感覺像是工作服。那是張這島上隨處都看得到的臉，那是一張一邊讓嬰兒吸吮著奶，一邊耕旱田或撒網的母親的臉…」此時，遠藤感慨地想著﹕「那父神的教誨在神父們被驅逐出境，教會被剷平之後，經歷了長久的歲月，在日本隱匿的天主教徒中，不知何時他們拋棄了不合適的規條，把它轉變成純日本式的宗教之本質 ─即對母親的思慕。」（《母親》，頁54-55）
的確，日本人的宗教心理所能接受的，是母性的宗教﹕「也就是寬恕的﹑而非裁判的﹑處罰的宗教。很多日本人認為天主教的神是一個很嚴厲的社會的中心﹔像父親那樣，是裁判﹑處罰﹑發怒的超越者…對於喜歡將超越者賦與母性印象的日本人來說﹑他們只認為天主教是嚴格的難以接近的東西。」（《母親》，頁73） 也因此，遠藤發現「百姓們對聖母比對基督還要崇敬」。（《沈默》，頁63）
遠藤周作自己告白說﹕「長久以來，我的宗教信仰，在某種意義上…根植於對母親的摯愛…」（《影子》，頁43）他也曾把「聖母像」和出現在自己眼前的母親表情，重疊在一起。有時，「悲傷聖母」的臉，看來很像母親去世時的臉。那眉宇間痛苦的樣子，躺在棉被上，已停止呼吸的母親的臉，依然歷歷在目。（《母親》，頁49-50）
弱者的宗教
遠藤周作論耶穌所代表的「弱者的宗教」﹕
在描述「日本精神與宗教信仰的矛盾與衝突」的《武士》一書中，出身菲律賓，卻淪落在墨西哥與印地安人一起生活的還俗修士告白說﹕他不相信西方神父所說的天主教。相較於偽善﹑如瓊樓玉宇般﹑無視於苦難的制式化教會，浮現在他腦海的總是「在蠟燭光映照下又醜又瘦的男子裸體像（註﹕指十字架上的耶穌）」。（頁153） 而這位基督總是尋找「如襤褸般骯髒的人」，因為「喜歡有吸引力的，美麗的人，這是誰都辦得到的。那不是愛。對容顏衰老﹑如襤褸般的人和人生﹑不會拋棄的才是真正的愛。」（《沈默》，頁135）
猶有甚者，建立教團﹑擁有組織的教會可以為了「秩序和安全」，為了「組織的正義」…「偏離主愛的教義」，結果是「有愛的人因為愛在政治世界中被殺害了﹗」（《武士》，頁248-251） 相對的，在日本修士心目中的耶穌是極端卑微的﹕「祂比現世的任何人要寒傖地生活，因此我相信。因為祂又疲倦又醜陋，祂太了解這世界的悲傷。無法漠視人的悲嘆﹑苦患，因此祂才變得那麼疲倦﹑那麼醜陋… 祂因為一輩子都過得悲慘，因此能了解悲慘者的心。因為祂死得淒慘，因此知道死得淒慘的人的悲傷。祂既不強壯，也不好看。」（頁284）
在《耶穌的生涯》一書中，遠藤更進一步將耶穌描述為一個「無能的男人」﹑「無用者」﹑「無所作為的人」。耶穌深切體會到「民眾終究只追求對現實有好處的東西，那怕他認真地談愛的神和神的愛，但是很少人聽他的。」
這位在現實裡軟弱無能的耶穌在十字架上沒有顯現任何一件神蹟，只留下三句話﹕「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麼離棄我﹖」「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裡。」（頁62,107,151-155）然而，遠藤相信，這三句話卻帶給門徒們極為強烈的衝擊。
因為「在十字架上，掙扎在意識模糊的痛苦中，仍然愛那背叛自己﹑離棄自己的人，門徒們總算真正了解耶穌了。」（頁155） 原來，耶穌悲慘的死「已使門徒們把價值觀念徹底改變過來。」（頁157）
宗教本土化
遠藤周作論宗教的「本土化」﹕
早在《沈默》一書中，遠藤就已藉著一位武士的話來指明天主教在日本「水土不服」的問題﹕「在某地能開花結果的樹木，地方改變了也有枯萎的。叫做天主教的樹，在異國枝葉茂盛，還會開花，可是，在我們日本就枝葉枯萎，花蕾也沒一個。」（頁127） 甚至連在十六世紀第一位到日本的宣教師聖方濟‧薩比耶爾所教導的上帝也被「崇拜太陽的日本人」任意改變成「大日的信仰」。（頁175） 從這個角度來看，宗教的「本土化」是不可避免的。
在《深河》一書裡，遠藤更進一步強調東洋式和歐洲式思考方式的不同，也發展出近似「泛神論」的信仰。最明顯的例子是，到法國里昂修習神學五年的日本修道士大津痛苦的察覺到﹕「他們清晰的理論或切割方式對我來說，甚至於是痛苦的… 日本人的感覺讓我對歐洲的基督教產生不協調感… 歐洲人的信仰是有意識性的﹑是理性的，因此，他們無法接受理性﹑意識無法了解的東西… 以他們來看﹑我無意識中隱藏著泛神論的感覺… 身為日本人的我，無法忍受對大自然生命的輕視。歐洲的基督教無論再怎麼清晰，富有理論，認為生命之中有其順序，這些人終究無法理解『仔細一看是茄子花開的籬笆』這樣的情景」。（頁152-153） 也因此，大津想要在回日本之後「思考適合日本人心靈的天主教」。（頁82）
神是什麼﹖
事實上，大津有他自己一套的神觀。他認為改以其他名稱來稱呼神也沒關係﹕「叫番茄或洋蔥都行… 與其說神的存在，不如說作用較為適當… 洋蔥是愛的作用的集合。」（頁79） 換句話說，洋蔥就是愛﹕「這個世界的中心是愛，我認為洋蔥在長久歷史之中，只以此向人顯示。現代世界，最欠缺的是愛，是誰都不相信的愛﹑被嘲笑的是愛，至少我要耿直跟在洋蔥之後」。（頁154）
當大津和里昂修道院的其他前輩討論「神是什麼﹖」時，他大膽的回答﹕「我認為神並不是如你們認為的是人以外讓人瞻仰的東西﹔而是在人之中，而且包容人﹑包容樹﹑也包容花草的大生命。」然，他也因而受到嚴厲的攻擊。（頁153）
另外，在接受口試時，大津甚至說出「神擁有各種臉。我認為神不只是在歐洲的教會﹑小禮拜堂，神也在猶太教徒﹑佛教信徒﹑印度教信徒之中。」（頁157）最後，大津穿著印度教徒的衣服，天天背著垂死的人到恆河去洗澡，背著死屍到火葬場去。
因為「要是洋蔥來到這個城市，祂一定會把倒下的人背到火葬場。就像生前，祂背負十字架一樣…因為洋蔥不只是活在歐洲的天主教，也活在印度教裡，活在佛教之中。」（頁244）
另一方面，《深河》也藉著磯邊夫婦來探討「轉世」這個主題。磯邊太太因癌症去世前，認真地囑咐她先生說﹕「我…一定…會轉世，在世界的某處…我們約好，一定要…找到我喲﹗」（頁16）後來，磯邊先生和美國維吉尼亞大學醫學院精神科人格研究室通信，得到在北印度有少女自稱前世是日本人的消息，因此加入印度旅行團，希望能找到轉世的妻子。雖然沒有找到，但是「轉世」的主題卻以另外的形式呈現在故事中。
本土信仰的反思
大津告訴年輕時曾以美色引誘過他，後來又拋棄他，導致他轉而成為修士，到法國讀神學院的美津子說﹕「洋蔥被殺的時候…洋蔥的愛和它的意義，活下來的弟子總算明白了…洋蔥即使被背叛，依然愛他的弟子…因此，他們每一個狼狽的心中都烙下洋蔥的影子，忘不了洋蔥的存在… 之後，洋蔥繼續活在他們心中…洋蔥死了，但是又轉世到弟子之中…洋蔥現在也活在你面前的我的心中。」（頁245）
確實，在大津背著垂死的老太婆步向恆河的信仰實踐中，他正是模仿著「背負著眾人的悲哀，登上死亡之丘」的耶穌。（頁256）同樣的，耶穌不但轉世在門徒﹑在大津身上，他也「轉世」到德蕾莎修女所建立「死亡之家」的修女身上，生生不息。
有關《深河》一書的探討，也請參考周聯華牧師所寫「從《深河》看本土神學」一文（收於陳南州﹑黃伯和﹑鄭仰恩編，《聖經·詮釋·實況─駱維仁博士榮退紀念文集》，台北﹕永望，二○○一年十月。）
小結﹕
從上述簡單的分析，可以作出幾點粗略的觀察﹕
遠藤周作和早期英國來台宣教師梅監霧（Campbell N. Moody）雖然在出身背景﹑信仰傳統﹑生活實況上截然不同。然而，他們對日本人和台灣人的集體文化性格，與宗教心理卻有相當一致的觀察和見解，即二者都帶有深厚難以穿透的「現實性格」，因此，在對福音的接納和教義的理解上存在著很大的困難。這點結論大概是毋庸置疑的。
不過，畢竟梅監霧是宣教師，遠藤周作是本地人，二者對本地文化的觀感和態度還是相當不同。簡單的說，梅牧師仍難以跳脫福音主義的色彩以及西方文化的優越感，遠藤周作則強烈地表現出對本土化神學，以及文化詮釋學的深切關心。兩人的觀點正好成對比，值得進一步探討。
這也引發我們去深刻考慮「基督教信仰」和「亞洲文化」對遇（encounter）的問題。事實上，一九一○年的愛丁堡宣教會議就已認定「現今基督教與亞洲宗教的會遇」是和「初代基督教與希臘﹑羅馬文化的對遇」具有相同的層次。如何由此信念出發來認真思考福音與文化的互動關係，並致力建構台灣的本土神學，是新一代基督教神學研究者的責任。（作者為台灣神學院教務長）
遠藤周作小傳﹕
1923 生於東京市巢鴨
1926 隨父職務調動而遷居大連
1933 父母離異，隨母定居神戶
1934 於復活節受洗成為天主教徒，教名「保羅」
1943 考入慶應大學文學部
1947 開始發表作品
1950 到法國里昂大學研究天主教文學，後轉至巴黎
1953 因病返回日本
1954 正式開始創作生涯
1955 與岡山順子結婚
1960 身體開始不佳
出版《沈默》
1968 出版《影子》
1969 出版《母親》
1973 出版《耶穌的生涯》
1980 出版《武士》
1991 訪台灣，獲輔仁大學贈與榮譽博士
1993 出版《深河》
因腎臟病和肺炎過世，依其遺囑於靈柩中置《沈默》及《深河》二書
遠藤周作中文譯作﹕
遠藤周作著，《耶穌的生涯》，余阿勳譯，台北﹕新理想，﹖
遠藤周作著，《影子》，林水福等人譯，台北﹕時報文化，1986。
遠藤周作著，《母親》，林水福譯，台北﹕時報文化，1986。
遠藤周作著，《沈默》，林水福譯，台北﹕遠流，1991。
遠藤周作著，《武士》，林水福譯，台北﹕麥田，1996。
遠藤周作著，《深河》，林水福譯，台北﹕立緒，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