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8-07基督教論壇報
「清教徒倫理」作為形塑近代世界圖像的詮釋主題，已然在社會學家韋伯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一書中獲得合理的推論。在韋伯的眼中，清教徒的預定論和禁欲傾向，積累出可觀的經濟效能，不僅帶來個體的富足，更是與近代資本主義的勃發有著緊密地關聯。
相對於韋伯的詮釋，「清教徒」看在瑞典名導柏格曼（Ingmar Bergman）的眼中，則顯露出一種絕對的冷酷與割裂，不僅是熱情遭遇抑制的代名詞，更是形式躍居主導的悲慘狀態。特別是在一個幾經戰亂的近代歷史脈絡中，無役不與的清教徒根本無法為他的犯行找著任何開脫的藉口。
逝者已矣，哲人已遠。作為牧師之子的柏格曼，在進行「清教徒」詮釋的歷程中，所意欲傳達出來的思考指涉，已經不再是「宗教存在主義」中對於信仰否定的表象語言，而是「上帝退場、人類登場」後的信仰語式。一生完成五十餘部電影作品的柏格曼，不容易進行一種統合性的古人略歷，唯一可能的是進行一種逆反的單點追悼。
死亡與榮譽的交叉質詢
如果說，保羅年老時所宣告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摩太後書四章7~8節）是一種對自我價值的深層肯認；那麼，《野草莓》中死亡與榮譽的交叉質詢，肯定是我們在這個追悼的時刻，對柏格曼致敬的絕佳缺口。
在電影《野草莓》中，柏格曼藉由主人翁伊沙克波里醫師，前往另一個城市領取榮譽博士的旅程，深究了「蓋棺論定」的核心標準歸屬何處。究竟是年老時榮譽博士頒獎儀式的風光場景？抑或者是站在死亡終點前往返於生命記憶的細膩數算？
勇敢直視死亡
柏格曼在《野草莓》的故事中，明顯地擷取了摩西智慧的告白：「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誰曉得你怒氣的權勢？誰按著你該受的敬畏曉得你的忿怒呢？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篇九十篇10~12節）。
當然，對於柏格曼而言，這個數算似乎並未指向超越性的永恒他者（上帝），卻是指向此世性的徹底自我關照。
當然，促成這個「自我關照」得以可能的關鍵，並不是「榮譽的幻影」，而是「死亡的陰影」。
正是這樣的一種限制，讓主人翁的旅程籠罩在沉甸甸的心理狀態裏，也是在對死亡的「直觀」中，柏格曼將讀者引入了他對生命意義的哲思傳統。這個傳統從《生命的邊緣》、《魔術師》乃至《第七封印》，都是不斷從生命的大限出發，再回溯性地檢視主人翁存在的意義。
這個勇敢直視死亡，並從死亡返身面對存在的傳統，正是柏格曼留給觀影者一個極為重要的思想資源。
以死亡為原點
伊沙克前往領獎的歷程，看似是前往人類社群生活中最為風光的高潮，事實上則是航向他生命中的水深之處，一個至今仍暗潮洶湧，激烈澎湃的水深之處。藉由這一趟矛盾與悖反的旅程，柏格曼重新以死亡代替盼望作為「自我關照」的基礎。
這是一個底蘊深遠的觸發點，特別是在這個盼望無邊界以致幾乎等同於虛無的年代中，死亡在柏格曼的思考中，轉身成為意義生發的原點。
如果說柏格曼刻意不採取宗教性的盼望視域，轉而使用一種激進的顛覆性眼光，會對於人類的存在造成極端消極的影響；不如說，柏格曼使用了「去」清教徒形式化倫理的進路，凸顯了現代主義當中一種過度樂觀的進步主義迷思，並進一步從「死亡」這個反面命題，給出「生存」這個不假思索的存在，一個尋找真實意義的契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柏格曼具有一種準基督教的信仰語式。
時間的雙重向度
在《野草莓》的敘事中有一個首尾相互呼應的象徵符號，作為主題精神的詮釋缺口，就是電影開端在伊沙克夢境中出現的一個怪異時鐘，一個沒有時針、沒有秒針的時鐘，一個遇見／預見死亡的時鐘。直到電影的尾聲，伊沙克從母親那裏得到一只沒有時針與秒針的手錶，恰好成為一個深刻的對應。
究竟時鐘／手錶所指向的時間，是一個怎樣的時間？究竟時間的長短是從我們出母胎之後，開始不斷累積，還是從死亡的大限往後不斷遞減？時間究竟是以哪一種形式被理解？柏格曼藉由這個時鐘的缺口，邀請觀眾進入一個詮釋的國度。
《野草莓》一如所有柏格曼的死亡影像，都隱含著新生的契機。在伊沙克的兒子拒絕成為父親的悲觀意識中，媳婦堅持生下象徵希望的新生，彷彿穿過北歐的存在主義，進入古老的猶太智慧傳統：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尋找有時，失落有時；保守有時，捨棄有時；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喜愛有時，恨惡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這樣看來，做事的人在他的勞碌上有甚麼益處呢？我見神叫世人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原文是永遠）安置在世人心裡。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傳道書三章1~11節）
只是一個休止符
在時間的雙重向度中，人類終究是無法參透的。儘管我們擁有從上帝而來的永恒意識，卻仍然必須牢牢地定根在相對的此世。這意味著相對主義、虛無主義、人本主義？
我們肯定不會將這些帽子扣在傳道書作者的頭上，但是卻有可能被柏格曼死亡詮釋的形式所框限，而遺忘了此世的每一個反省，才是真正迎向意義的開端。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柏格曼的電影具有一種深度的信仰語式。
柏格曼的死亡事件，就他一生作品對於死亡意識的反覆強調而言，無疑具有一種休止符的味道；然而，這終究只是一個休止符。只要柏格曼的作品再一次被謹慎地對待、認真地聆聽，他就再一次地進入讀者生命的深處，逐漸醞釀出智慧的聲音。
柏格曼在《野草莓》中嚴肅地指出「人類因為一直不要聆聽真理，所以不知道如何活著」，我們在柏格曼的死亡中聽見什麼？
英格瑪˙柏格曼小傳
前言：
我年輕的時候，曾經幻想人生應該是什麼樣子，現在我終於能夠看出事物本然的面貌。
──英格瑪˙柏格曼
英格瑪˙柏格曼（Ingmar Bergman），1918年七月14日出生於瑞典的烏普沙拉（Uppsala），父親是路德會牧師。柏格曼為瑞典國寶級的導演，舞台劇方面亦多有表現。
柏格曼看重與公眾之間互動的關係。他期盼觀眾看完戲後，能對他的作品留下記憶。而他也能掌握重點，特別是對光影著墨甚深。
作品有《夏夜微笑》、《第七封印》、《野草莓》、《生命的邊緣》、《魔術師》、《處女之泉》、《魔鬼的眼睛》、《冬之光》、《假面》、《哭泣與耳語》、《秋光奏鳴曲》、《儈儡生命》、《芬妮與亞歷山大》、《夕陽舞曲》等，曾拿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坎城影展金棕櫚獎等。2007年七月30日在家中辭世，享年89歲。
相對於韋伯的詮釋，「清教徒」看在瑞典名導柏格曼（Ingmar Bergman）的眼中，則顯露出一種絕對的冷酷與割裂，不僅是熱情遭遇抑制的代名詞，更是形式躍居主導的悲慘狀態。特別是在一個幾經戰亂的近代歷史脈絡中，無役不與的清教徒根本無法為他的犯行找著任何開脫的藉口。
逝者已矣，哲人已遠。作為牧師之子的柏格曼，在進行「清教徒」詮釋的歷程中，所意欲傳達出來的思考指涉，已經不再是「宗教存在主義」中對於信仰否定的表象語言，而是「上帝退場、人類登場」後的信仰語式。一生完成五十餘部電影作品的柏格曼，不容易進行一種統合性的古人略歷，唯一可能的是進行一種逆反的單點追悼。
死亡與榮譽的交叉質詢
如果說，保羅年老時所宣告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摩太後書四章7~8節）是一種對自我價值的深層肯認；那麼，《野草莓》中死亡與榮譽的交叉質詢，肯定是我們在這個追悼的時刻，對柏格曼致敬的絕佳缺口。
在電影《野草莓》中，柏格曼藉由主人翁伊沙克波里醫師，前往另一個城市領取榮譽博士的旅程，深究了「蓋棺論定」的核心標準歸屬何處。究竟是年老時榮譽博士頒獎儀式的風光場景？抑或者是站在死亡終點前往返於生命記憶的細膩數算？
勇敢直視死亡
柏格曼在《野草莓》的故事中，明顯地擷取了摩西智慧的告白：「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誰曉得你怒氣的權勢？誰按著你該受的敬畏曉得你的忿怒呢？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篇九十篇10~12節）。
當然，對於柏格曼而言，這個數算似乎並未指向超越性的永恒他者（上帝），卻是指向此世性的徹底自我關照。
當然，促成這個「自我關照」得以可能的關鍵，並不是「榮譽的幻影」，而是「死亡的陰影」。
正是這樣的一種限制，讓主人翁的旅程籠罩在沉甸甸的心理狀態裏，也是在對死亡的「直觀」中，柏格曼將讀者引入了他對生命意義的哲思傳統。這個傳統從《生命的邊緣》、《魔術師》乃至《第七封印》，都是不斷從生命的大限出發，再回溯性地檢視主人翁存在的意義。
這個勇敢直視死亡，並從死亡返身面對存在的傳統，正是柏格曼留給觀影者一個極為重要的思想資源。
以死亡為原點
伊沙克前往領獎的歷程，看似是前往人類社群生活中最為風光的高潮，事實上則是航向他生命中的水深之處，一個至今仍暗潮洶湧，激烈澎湃的水深之處。藉由這一趟矛盾與悖反的旅程，柏格曼重新以死亡代替盼望作為「自我關照」的基礎。
這是一個底蘊深遠的觸發點，特別是在這個盼望無邊界以致幾乎等同於虛無的年代中，死亡在柏格曼的思考中，轉身成為意義生發的原點。
如果說柏格曼刻意不採取宗教性的盼望視域，轉而使用一種激進的顛覆性眼光，會對於人類的存在造成極端消極的影響；不如說，柏格曼使用了「去」清教徒形式化倫理的進路，凸顯了現代主義當中一種過度樂觀的進步主義迷思，並進一步從「死亡」這個反面命題，給出「生存」這個不假思索的存在，一個尋找真實意義的契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柏格曼具有一種準基督教的信仰語式。
時間的雙重向度
在《野草莓》的敘事中有一個首尾相互呼應的象徵符號，作為主題精神的詮釋缺口，就是電影開端在伊沙克夢境中出現的一個怪異時鐘，一個沒有時針、沒有秒針的時鐘，一個遇見／預見死亡的時鐘。直到電影的尾聲，伊沙克從母親那裏得到一只沒有時針與秒針的手錶，恰好成為一個深刻的對應。
究竟時鐘／手錶所指向的時間，是一個怎樣的時間？究竟時間的長短是從我們出母胎之後，開始不斷累積，還是從死亡的大限往後不斷遞減？時間究竟是以哪一種形式被理解？柏格曼藉由這個時鐘的缺口，邀請觀眾進入一個詮釋的國度。
《野草莓》一如所有柏格曼的死亡影像，都隱含著新生的契機。在伊沙克的兒子拒絕成為父親的悲觀意識中，媳婦堅持生下象徵希望的新生，彷彿穿過北歐的存在主義，進入古老的猶太智慧傳統：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尋找有時，失落有時；保守有時，捨棄有時；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喜愛有時，恨惡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這樣看來，做事的人在他的勞碌上有甚麼益處呢？我見神叫世人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原文是永遠）安置在世人心裡。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傳道書三章1~11節）
只是一個休止符
在時間的雙重向度中，人類終究是無法參透的。儘管我們擁有從上帝而來的永恒意識，卻仍然必須牢牢地定根在相對的此世。這意味著相對主義、虛無主義、人本主義？
我們肯定不會將這些帽子扣在傳道書作者的頭上，但是卻有可能被柏格曼死亡詮釋的形式所框限，而遺忘了此世的每一個反省，才是真正迎向意義的開端。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柏格曼的電影具有一種深度的信仰語式。
柏格曼的死亡事件，就他一生作品對於死亡意識的反覆強調而言，無疑具有一種休止符的味道；然而，這終究只是一個休止符。只要柏格曼的作品再一次被謹慎地對待、認真地聆聽，他就再一次地進入讀者生命的深處，逐漸醞釀出智慧的聲音。
柏格曼在《野草莓》中嚴肅地指出「人類因為一直不要聆聽真理，所以不知道如何活著」，我們在柏格曼的死亡中聽見什麼？
英格瑪˙柏格曼小傳
前言：
我年輕的時候，曾經幻想人生應該是什麼樣子，現在我終於能夠看出事物本然的面貌。
──英格瑪˙柏格曼
英格瑪˙柏格曼（Ingmar Bergman），1918年七月14日出生於瑞典的烏普沙拉（Uppsala），父親是路德會牧師。柏格曼為瑞典國寶級的導演，舞台劇方面亦多有表現。
柏格曼看重與公眾之間互動的關係。他期盼觀眾看完戲後，能對他的作品留下記憶。而他也能掌握重點，特別是對光影著墨甚深。
作品有《夏夜微笑》、《第七封印》、《野草莓》、《生命的邊緣》、《魔術師》、《處女之泉》、《魔鬼的眼睛》、《冬之光》、《假面》、《哭泣與耳語》、《秋光奏鳴曲》、《儈儡生命》、《芬妮與亞歷山大》、《夕陽舞曲》等，曾拿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坎城影展金棕櫚獎等。2007年七月30日在家中辭世，享年89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