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6-17基督教論壇報
當共產世界的老大哥蘇聯垮掉了以後，我們終於能看到在蘇聯世界的邊陲之地，諸如亞美尼亞或喬治亞，那些個導演到底在想些什麼、又說了些什麼。
帕拉贊諾夫（Serguei Paradjanov, 1920-1990）出生於亞美尼亞，亞美尼亞因著有複雜的種族與宗教信仰歷史背景，經常搬演著種族仇殺的悲劇，Paradjanov自己也遭受其害，因為當他的第一任妻子決定跟他結婚、並從回教改信東正教，便遭到了族人的殺害，作為背叛族人與信仰的懲罰。
儘管有這樣傷痛的過去，對亞美尼亞文化的眷戀，卻著著實實地充滿帕拉贊諾夫執導的電影當中，譬如他1964年執導的《被遺忘的祖先的影子》、與1968年執導的《石榴的顏色》，便從亞美尼亞的古老傳說當中，尋找著被邊緣化、甚至快要被遺忘的亞美尼亞。
電影界的遊吟詩人
所有民族文化流傳下來的古老傳說，總是透過口口相傳，這些文化得以保存，仰賴的是說故事的人，也就是遊吟詩人。
遊吟詩人浪跡天涯，不斷在心中累積著聽說來的生命故事，他們幾乎成為了古老文化與人類生命史的記憶者、保存者、詮釋者、與傳播者。所以帕拉贊諾夫特別的喜歡遊吟詩人這樣的主題，也特別喜歡用說故事的方式來拍電影，甚至可以這麼說，帕拉贊諾夫自己就是遊吟詩人，只是他用電影形式來講故事。
帕拉贊諾夫執導電影的生涯，屢屢被蘇聯當局牽制，在官方主導一切文化的極權時代，帕拉贊諾夫的電影，不夠「宣導」、不夠「言之有物」、太邊陲不夠核心、太藝術、太實驗、太地方色彩民族主義（電影中用了喬治亞語、亞美尼亞語、亞塞拜然語，就是沒用俄語）、太象徵唯心，總之，不被官方認可，所以在1968年執導了非常實驗性、也非常有象徵性的《石榴的顏色》以後，他的電影就被禁了。
帕拉贊諾夫基於對極權意識型態的抗拒，不僅敢於挑釁蘇聯當局，還於1968年簽署一份烏克蘭知識分子所草擬的反政府文件。終於他被判「同性戀嫌疑」、「走私聖像」等莫名其妙的罪名，於1973到1977年進了勞改營，出獄後又於1981年再被囚一年。
勞改營當中的生活大大影響了帕拉贊諾夫的健康，出獄後他的身體一直就很不好。不過在獄中的生活，卻呼喚出他繪畫藝術的潛能，他研究亞美尼亞鑲嵌畫，他自己也繪了很多的作品。
宛如富含深度的繪本
八○年代中期，眼見著蘇聯即將因經濟而瓦解，蘇聯文化風氣解禁了，他再度有機會拍電影，1984年他拍了《蘇拉姆城堡的傳說》，再度像說書人一般說了一個遠古遠古的亞美尼亞傳說。
1988年，帕拉贊諾夫拍了《吟遊詩人》，這部電影可以說是他集大成之作，以他一直有興趣的遊吟詩人作主角，說出了主角浪跡天涯的一生。這遊吟詩人既說著別人的故事，也讓自己成為故事，將生命中的豐饒、美麗、愛，與終生勞力卻一片枉然的人生終結──病痛與死亡帶到故事的結局。帕拉贊諾夫說，這部電影是他最滿意的一部電影，拍完這部電影即或死亡（當時他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了），他也死而無憾，因此我們多少可以這麼說：這部電影是他的臨終遺言。
帕拉贊諾夫說，這部電影是獻給所有的孩子的──因為孩子總是愛聽故事、也從故事中以童稚之心略略知曉人生與生命。而這部電影儘管有著生命中的美麗哀愁，帕拉贊諾夫卻將他在獄中深刻研究的鑲嵌畫藝術，轉化成為一種電影形式，景框呈現著像亞美尼亞鑲嵌畫一般的平面構圖與鮮艷色彩，像一本富含深度卻是給孩童看的繪本。
用流離的一生作為靈感
帕拉贊諾夫還說了，這部電影是獻給於1986年過世的塔可夫斯基的。帕拉贊諾夫這一生一直跟塔可夫斯基惺惺相惜，如果說帕拉贊諾夫被蘇聯官方思想牽制，不僅拍不成電影還獲罪入獄，那麼塔可夫斯基所受的迫害也不少於他，塔可夫斯基被迫流亡異鄉，臨終都無法踏上自己的土地，這使塔可夫斯基和深愛塔可夫斯基的俄國藝術家們，一直耿耿於懷。
在電影《遊吟詩人》中，遊吟詩人可以為哀傷的人說故事、可以為有殘疾的人說故事，卻不願意為國王說故事、也不願意為國王的母親歌功頌德，以至於遭到國王的監禁。
這多少反映出來帕拉贊諾夫對藝術家的一種禮讚：藝術家用他自己流離的一生作為靈感的泉源，生出偉大的藝術作品，他的生命史是與苦難相遇的，他的藝術是可以安慰憂傷困苦的人的，但是，藝術家的心靈是絕對的自由，他不能也不會願意被權勢富貴所威嚇，即使這樣子的反抗會使他生出更多的苦難。
所以電影《遊吟詩人》也透過說故事的方式，說出了藝術家的苦難生命、與為自由而反抗，他用「遊吟詩人」隱喻了他和塔可夫斯基被迫監禁、或流亡的藝術生涯。
帕拉贊諾夫（Serguei Paradjanov, 1920-1990）出生於亞美尼亞，亞美尼亞因著有複雜的種族與宗教信仰歷史背景，經常搬演著種族仇殺的悲劇，Paradjanov自己也遭受其害，因為當他的第一任妻子決定跟他結婚、並從回教改信東正教，便遭到了族人的殺害，作為背叛族人與信仰的懲罰。
儘管有這樣傷痛的過去，對亞美尼亞文化的眷戀，卻著著實實地充滿帕拉贊諾夫執導的電影當中，譬如他1964年執導的《被遺忘的祖先的影子》、與1968年執導的《石榴的顏色》，便從亞美尼亞的古老傳說當中，尋找著被邊緣化、甚至快要被遺忘的亞美尼亞。
電影界的遊吟詩人
所有民族文化流傳下來的古老傳說，總是透過口口相傳，這些文化得以保存，仰賴的是說故事的人，也就是遊吟詩人。
遊吟詩人浪跡天涯，不斷在心中累積著聽說來的生命故事，他們幾乎成為了古老文化與人類生命史的記憶者、保存者、詮釋者、與傳播者。所以帕拉贊諾夫特別的喜歡遊吟詩人這樣的主題，也特別喜歡用說故事的方式來拍電影，甚至可以這麼說，帕拉贊諾夫自己就是遊吟詩人，只是他用電影形式來講故事。
帕拉贊諾夫執導電影的生涯，屢屢被蘇聯當局牽制，在官方主導一切文化的極權時代，帕拉贊諾夫的電影，不夠「宣導」、不夠「言之有物」、太邊陲不夠核心、太藝術、太實驗、太地方色彩民族主義（電影中用了喬治亞語、亞美尼亞語、亞塞拜然語，就是沒用俄語）、太象徵唯心，總之，不被官方認可，所以在1968年執導了非常實驗性、也非常有象徵性的《石榴的顏色》以後，他的電影就被禁了。
帕拉贊諾夫基於對極權意識型態的抗拒，不僅敢於挑釁蘇聯當局，還於1968年簽署一份烏克蘭知識分子所草擬的反政府文件。終於他被判「同性戀嫌疑」、「走私聖像」等莫名其妙的罪名，於1973到1977年進了勞改營，出獄後又於1981年再被囚一年。
勞改營當中的生活大大影響了帕拉贊諾夫的健康，出獄後他的身體一直就很不好。不過在獄中的生活，卻呼喚出他繪畫藝術的潛能，他研究亞美尼亞鑲嵌畫，他自己也繪了很多的作品。
宛如富含深度的繪本
八○年代中期，眼見著蘇聯即將因經濟而瓦解，蘇聯文化風氣解禁了，他再度有機會拍電影，1984年他拍了《蘇拉姆城堡的傳說》，再度像說書人一般說了一個遠古遠古的亞美尼亞傳說。
1988年，帕拉贊諾夫拍了《吟遊詩人》，這部電影可以說是他集大成之作，以他一直有興趣的遊吟詩人作主角，說出了主角浪跡天涯的一生。這遊吟詩人既說著別人的故事，也讓自己成為故事，將生命中的豐饒、美麗、愛，與終生勞力卻一片枉然的人生終結──病痛與死亡帶到故事的結局。帕拉贊諾夫說，這部電影是他最滿意的一部電影，拍完這部電影即或死亡（當時他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了），他也死而無憾，因此我們多少可以這麼說：這部電影是他的臨終遺言。
帕拉贊諾夫說，這部電影是獻給所有的孩子的──因為孩子總是愛聽故事、也從故事中以童稚之心略略知曉人生與生命。而這部電影儘管有著生命中的美麗哀愁，帕拉贊諾夫卻將他在獄中深刻研究的鑲嵌畫藝術，轉化成為一種電影形式，景框呈現著像亞美尼亞鑲嵌畫一般的平面構圖與鮮艷色彩，像一本富含深度卻是給孩童看的繪本。
用流離的一生作為靈感
帕拉贊諾夫還說了，這部電影是獻給於1986年過世的塔可夫斯基的。帕拉贊諾夫這一生一直跟塔可夫斯基惺惺相惜，如果說帕拉贊諾夫被蘇聯官方思想牽制，不僅拍不成電影還獲罪入獄，那麼塔可夫斯基所受的迫害也不少於他，塔可夫斯基被迫流亡異鄉，臨終都無法踏上自己的土地，這使塔可夫斯基和深愛塔可夫斯基的俄國藝術家們，一直耿耿於懷。
在電影《遊吟詩人》中，遊吟詩人可以為哀傷的人說故事、可以為有殘疾的人說故事，卻不願意為國王說故事、也不願意為國王的母親歌功頌德，以至於遭到國王的監禁。
這多少反映出來帕拉贊諾夫對藝術家的一種禮讚：藝術家用他自己流離的一生作為靈感的泉源，生出偉大的藝術作品，他的生命史是與苦難相遇的，他的藝術是可以安慰憂傷困苦的人的，但是，藝術家的心靈是絕對的自由，他不能也不會願意被權勢富貴所威嚇，即使這樣子的反抗會使他生出更多的苦難。
所以電影《遊吟詩人》也透過說故事的方式，說出了藝術家的苦難生命、與為自由而反抗，他用「遊吟詩人」隱喻了他和塔可夫斯基被迫監禁、或流亡的藝術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