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1-10基督教論壇報
◎陸尊恩／台北信友堂傳道
說起「胡士托風波」，電影原著不算是非常地知名，美國六○年代嘻皮運動的題材對市場而言，也不算是特別有吸引力，劇組除了英國實力派演員伊美黛史道頓（Imelda Staunton）之外，大多都是觀眾陌生的人，整部電影最耀眼的部分，大概就是導演李安的魔力了。喜愛李安的人，也的確能夠在這部輕鬆幽默的電影中，充分享受李安溫柔細膩的風格與深沈低調的才華。這部片在全球發行的結果大多是叫好不叫座，不過若明年進入奧斯卡入圍名單的話，首選的可能獎項大概是最佳導演無疑。
從紫薑花的憂鬱、綠草地的青春到黑泥漿的放肆，李安傳達了一般人對於嘻皮的印象色彩，但他鋪陳故事的手法，卻希望提供觀眾一個與眾不同的觀察角度。諷刺的對白與輕搖滾的節奏配上活潑的取鏡，導演東一點、西一點地在電影的細節中嵌入小小的詼諧，一再地勾起觀眾的莞爾。電影讓人想笑，卻不是在講笑話，因此你不能將之歸類於喜劇片。
裸露的尺度可以與最前衛流行的歐系電影媲美，演員全裸入境時不忘凸顯私處，卻又極力修去腥羶的畫面，好似用普通級的氣氛拍三級片的感覺。影片很精緻地重現六○年代的時代場景，雖然使用了大量的臨時演員，但每一個臨時演員的挑選都非常講究是否能呈現當時人物的風格。
攝影機總是喜愛從男主角以利特（Elliot）的右臉或左臉後方角度切入，帶領觀眾從男主角純真而不誇張的表情側面去探索那個奇異胡士托世界。第三人稱的敘事卻深具第一人稱的視野，李安無疑地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藝格式（genre），為喜愛挑戰不同格式創作的導演生涯又增添了一項戰績。
歷史與電影中的胡士托
電影劇本改編自自傳式小說〈Taking Woodstock〉，是以利特泰柏（Elliot Tiber）的回憶錄。他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區，是俄籍猶太裔移民在美國成長的第二代。青年泰柏在紐約找到自己的文藝生涯，卻為了挽救父母搖搖欲墜的汽車旅館，每年暑期返回白湖鎮籌辦音樂活動，希望能夠振興小鎮的暑期旅遊業。
1969年隔壁城鎮因為厭惡嘻皮運動取消了「胡士托音樂祭」（Woodstock Festival）的舉辦權，34歲的青年以利特在偶然的機緣下替白湖鎮接下了舉辦權。原本預計五萬人參加的場地，卻吸引了五十萬人湧入這個默默無名的小鎮。接下「胡士托音樂祭」的工作，不但使以利特解除了家庭債務的危機，也從此改變了家人的一生。例如，少年老成的以利特，在胡士托的歡慶中接納了自己同性戀的性向；他老邁形重的父親重新獲得了生命的熱情；那嗜財如命又脾氣粗暴的母親也獲得兒子的憐憫。連續三天的「愛，和平，搖滾」，使一切事物在無意間變為美好。
不過談起歷史上的胡士托音樂祭，可能並不都是這樣地浪漫。資深媒體人王凡在2009年10號的〈校園〉雜誌，發表了一篇很精彩的文章《搖滾樂、胡士托風波與福音流行歌曲》。他追溯了胡士托風波前後的歷史發展，提到當時由於廁所不夠，大家就地挖坑解放；各式的毒品在人群中叫賣，警察無力干預，從來沒有吸過毒的人也放膽嘗試。所謂的和平，是指放棄用道德干預社會與反對越戰；所謂的愛與友誼變成在雨中與泥巴地上不衛生地公然做愛；迷幻藥的快感配合重金屬的節奏構成搖滾的主軸；嘻皮們一起痛批社會的虛偽、霸權與資本主義，將自我、性與毒品當作是人生的救贖。
胡士托音樂祭的成功，引發下一波大型活動的產生。三個半月後在加州愛爾他蒙特（Altamont）又舉行了大型的搖滾音樂會，但那天三十萬人的聚會中發生了嚴重的暴力行為，受到毒品與酒精催化的狂熱幫派組織對著群眾恣意砍殺，有人被刺死、有人被車衝撞身亡、有人溺斃在水中，癲狂的嘻皮們無視於現場的混亂，阻擾醫護人員的急救行動。嘻皮文化運動演變為暴力、毀滅與反社會的追求，至終遭到美國社會的唾棄。
李安並非不知道一般歷史對於胡士托的評價，只是他認為一般的評價太過嚴苛了。他認為雖然這個活動是嘻皮運動發起的，但其中大多數參加活動的青少年本身並非嘻皮，他們不是想反社會，只是想暫時脫離父母，去尋找被人忽略的純真本性。但李安在電影中的處理，並沒有客觀地呈現事實的正反兩面，反而是刻意地去美化歷史。也許太刻意了，以致於我覺得導演本人一點也不純真，因此也不可能客觀地去呈現胡士托的原貌。
李安真正想說的故事
李安真正的興趣，並不是為六○年代的嘻皮運動或胡士托音樂祭製作一部紀錄片。他覺得自己可以自由地塑造這個題材，利用胡士托訴說他自己想說的故事。正如《臥虎藏龍》、《斷臂山》或《色，戒》，他關注的議題是人如何在受壓抑的社會情境中尋找自我。胡士托本身根本不是電影的焦點，男主角以利特與他的家庭問題才是，讓人彷彿又看見《推手》或《喜宴》的影子。
不同於《喜宴》裡充滿張力的父子關係，這次家庭的衝突集中在母子之間。以利特的母親專制、暴躁、懶惰、自私、又視財如命，他的父親永遠只有用忍讓、沈默、寬容來應對。母親管理的汽車旅館破舊不堪，家庭財務危機到了極點；以利特的姊姊早已對這個家不報希望，出走追求自己的人生；以利特卻用暑假時間，一肩承擔挽救家庭事業的重責。
以利特的母親依賴他卻又轄管他，斥責他卻又欺騙他。以利特藉由承辦胡士托音樂祭使家裡賺了一大筆錢，還清了貸款又變成了有錢人。在母親誤食大麻之後的狂歡後，他卻意外地發現母親私藏了鉅額的私房錢，總額遠超過他們家從前所有的債務。這真是一個極度尷尬又令人惱怒的時刻，母親只是淡淡地說：「我原本很害怕」，然後就逃離了兒子審判的眼光。
以利特不解地問父親說：「你是如何辦到的？和這樣的女人一起生活幾十年？」他的父親很簡潔地說：「我愛她」。電影希望點明一個哲理：愛是完全地接納，包含對方所謂的黑暗面。愛不需要期待對方改變。每一個獲得愛的人，也要懂得這樣完全地接納自己。
導演細膩地將胡士托和家庭張力的升高縫接在一起，希望表現兩者之間的對比：胡士托代表真誠與接納，母親代表權威與壓抑，最終胡士托救贖了以利特，正如父親無條件地接納了母親一般。這也正是電影取名《Taking Woodstock》的用意，其最表層的意思是「承辦」胡士托音樂祭，深一層的意思是說「接受」胡士托精神，核心的意義是無保留的自我接納與接納別人，李安將這種心境理解為「純真」與「愛」。
我可以理解李安的心情，但我卻不喜歡他表達的方式。因為他用放大鏡苛刻地寫實呈現母親的黑暗面，卻用濾光鏡刻意地美化嘻皮們無法無天的行徑。我不明白，從電影的角度來探討人性，為什麼必須要用兩種尺來衡量兩種人，醜化母親卻美化嘻皮？為什麼嘻皮在一起做愛、吸毒、搖擺就算是純真，而自我保護的母親就不能表達人真實的自我？難道這兩種人不都是一樣地虛偽與逃避自我？這讓我在電影院裡感到忿忿不平。
解讀李安
回顧李安成名以來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喜歡不斷挑戰新的文藝格式，但在題材的挑選來說，他的基調卻集中在處理壓抑與自由的戲劇張力。李安出道時的《推手》（1992），是一部探討家庭與世代張力的華語文藝片，然後在《喜宴》（1993）開始處理同志題材，刻畫同性戀的掙扎。《理性與感性》（1995）是他以華人導演的身份拍英語的文藝片，細膩地處理內斂的感情。獲得肯定後又大膽嘗試為西方觀眾拍攝武俠片《臥虎藏龍》（2000），從中國觀點探討傳統與解放的問題，獲得廣大的迴響。李安之後隨性地挑戰動作科幻片《綠巨人》（2003），討論憤怒與理性的矛盾，但不算是很成功。直到全力製作混合牛仔與同志素材的《斷背山》（2005），才重新獲得影壇肯定。 （未完待續）
從紫薑花的憂鬱、綠草地的青春到黑泥漿的放肆，李安傳達了一般人對於嘻皮的印象色彩，但他鋪陳故事的手法，卻希望提供觀眾一個與眾不同的觀察角度。諷刺的對白與輕搖滾的節奏配上活潑的取鏡，導演東一點、西一點地在電影的細節中嵌入小小的詼諧，一再地勾起觀眾的莞爾。電影讓人想笑，卻不是在講笑話，因此你不能將之歸類於喜劇片。
裸露的尺度可以與最前衛流行的歐系電影媲美，演員全裸入境時不忘凸顯私處，卻又極力修去腥羶的畫面，好似用普通級的氣氛拍三級片的感覺。影片很精緻地重現六○年代的時代場景，雖然使用了大量的臨時演員，但每一個臨時演員的挑選都非常講究是否能呈現當時人物的風格。
攝影機總是喜愛從男主角以利特（Elliot）的右臉或左臉後方角度切入，帶領觀眾從男主角純真而不誇張的表情側面去探索那個奇異胡士托世界。第三人稱的敘事卻深具第一人稱的視野，李安無疑地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藝格式（genre），為喜愛挑戰不同格式創作的導演生涯又增添了一項戰績。
歷史與電影中的胡士托
電影劇本改編自自傳式小說〈Taking Woodstock〉，是以利特泰柏（Elliot Tiber）的回憶錄。他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區，是俄籍猶太裔移民在美國成長的第二代。青年泰柏在紐約找到自己的文藝生涯，卻為了挽救父母搖搖欲墜的汽車旅館，每年暑期返回白湖鎮籌辦音樂活動，希望能夠振興小鎮的暑期旅遊業。
1969年隔壁城鎮因為厭惡嘻皮運動取消了「胡士托音樂祭」（Woodstock Festival）的舉辦權，34歲的青年以利特在偶然的機緣下替白湖鎮接下了舉辦權。原本預計五萬人參加的場地，卻吸引了五十萬人湧入這個默默無名的小鎮。接下「胡士托音樂祭」的工作，不但使以利特解除了家庭債務的危機，也從此改變了家人的一生。例如，少年老成的以利特，在胡士托的歡慶中接納了自己同性戀的性向；他老邁形重的父親重新獲得了生命的熱情；那嗜財如命又脾氣粗暴的母親也獲得兒子的憐憫。連續三天的「愛，和平，搖滾」，使一切事物在無意間變為美好。
不過談起歷史上的胡士托音樂祭，可能並不都是這樣地浪漫。資深媒體人王凡在2009年10號的〈校園〉雜誌，發表了一篇很精彩的文章《搖滾樂、胡士托風波與福音流行歌曲》。他追溯了胡士托風波前後的歷史發展，提到當時由於廁所不夠，大家就地挖坑解放；各式的毒品在人群中叫賣，警察無力干預，從來沒有吸過毒的人也放膽嘗試。所謂的和平，是指放棄用道德干預社會與反對越戰；所謂的愛與友誼變成在雨中與泥巴地上不衛生地公然做愛；迷幻藥的快感配合重金屬的節奏構成搖滾的主軸；嘻皮們一起痛批社會的虛偽、霸權與資本主義，將自我、性與毒品當作是人生的救贖。
胡士托音樂祭的成功，引發下一波大型活動的產生。三個半月後在加州愛爾他蒙特（Altamont）又舉行了大型的搖滾音樂會，但那天三十萬人的聚會中發生了嚴重的暴力行為，受到毒品與酒精催化的狂熱幫派組織對著群眾恣意砍殺，有人被刺死、有人被車衝撞身亡、有人溺斃在水中，癲狂的嘻皮們無視於現場的混亂，阻擾醫護人員的急救行動。嘻皮文化運動演變為暴力、毀滅與反社會的追求，至終遭到美國社會的唾棄。
李安並非不知道一般歷史對於胡士托的評價，只是他認為一般的評價太過嚴苛了。他認為雖然這個活動是嘻皮運動發起的，但其中大多數參加活動的青少年本身並非嘻皮，他們不是想反社會，只是想暫時脫離父母，去尋找被人忽略的純真本性。但李安在電影中的處理，並沒有客觀地呈現事實的正反兩面，反而是刻意地去美化歷史。也許太刻意了，以致於我覺得導演本人一點也不純真，因此也不可能客觀地去呈現胡士托的原貌。
李安真正想說的故事
李安真正的興趣，並不是為六○年代的嘻皮運動或胡士托音樂祭製作一部紀錄片。他覺得自己可以自由地塑造這個題材，利用胡士托訴說他自己想說的故事。正如《臥虎藏龍》、《斷臂山》或《色，戒》，他關注的議題是人如何在受壓抑的社會情境中尋找自我。胡士托本身根本不是電影的焦點，男主角以利特與他的家庭問題才是，讓人彷彿又看見《推手》或《喜宴》的影子。
不同於《喜宴》裡充滿張力的父子關係，這次家庭的衝突集中在母子之間。以利特的母親專制、暴躁、懶惰、自私、又視財如命，他的父親永遠只有用忍讓、沈默、寬容來應對。母親管理的汽車旅館破舊不堪，家庭財務危機到了極點；以利特的姊姊早已對這個家不報希望，出走追求自己的人生；以利特卻用暑假時間，一肩承擔挽救家庭事業的重責。
以利特的母親依賴他卻又轄管他，斥責他卻又欺騙他。以利特藉由承辦胡士托音樂祭使家裡賺了一大筆錢，還清了貸款又變成了有錢人。在母親誤食大麻之後的狂歡後，他卻意外地發現母親私藏了鉅額的私房錢，總額遠超過他們家從前所有的債務。這真是一個極度尷尬又令人惱怒的時刻，母親只是淡淡地說：「我原本很害怕」，然後就逃離了兒子審判的眼光。
以利特不解地問父親說：「你是如何辦到的？和這樣的女人一起生活幾十年？」他的父親很簡潔地說：「我愛她」。電影希望點明一個哲理：愛是完全地接納，包含對方所謂的黑暗面。愛不需要期待對方改變。每一個獲得愛的人，也要懂得這樣完全地接納自己。
導演細膩地將胡士托和家庭張力的升高縫接在一起，希望表現兩者之間的對比：胡士托代表真誠與接納，母親代表權威與壓抑，最終胡士托救贖了以利特，正如父親無條件地接納了母親一般。這也正是電影取名《Taking Woodstock》的用意，其最表層的意思是「承辦」胡士托音樂祭，深一層的意思是說「接受」胡士托精神，核心的意義是無保留的自我接納與接納別人，李安將這種心境理解為「純真」與「愛」。
我可以理解李安的心情，但我卻不喜歡他表達的方式。因為他用放大鏡苛刻地寫實呈現母親的黑暗面，卻用濾光鏡刻意地美化嘻皮們無法無天的行徑。我不明白，從電影的角度來探討人性，為什麼必須要用兩種尺來衡量兩種人，醜化母親卻美化嘻皮？為什麼嘻皮在一起做愛、吸毒、搖擺就算是純真，而自我保護的母親就不能表達人真實的自我？難道這兩種人不都是一樣地虛偽與逃避自我？這讓我在電影院裡感到忿忿不平。
解讀李安
回顧李安成名以來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喜歡不斷挑戰新的文藝格式，但在題材的挑選來說，他的基調卻集中在處理壓抑與自由的戲劇張力。李安出道時的《推手》（1992），是一部探討家庭與世代張力的華語文藝片，然後在《喜宴》（1993）開始處理同志題材，刻畫同性戀的掙扎。《理性與感性》（1995）是他以華人導演的身份拍英語的文藝片，細膩地處理內斂的感情。獲得肯定後又大膽嘗試為西方觀眾拍攝武俠片《臥虎藏龍》（2000），從中國觀點探討傳統與解放的問題，獲得廣大的迴響。李安之後隨性地挑戰動作科幻片《綠巨人》（2003），討論憤怒與理性的矛盾，但不算是很成功。直到全力製作混合牛仔與同志素材的《斷背山》（2005），才重新獲得影壇肯定。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