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3-11基督教論壇報
同樣處理經濟發展，馮小剛這個導演風格別具。他一樣是處理大都會當中的小人物，但是卻化深刻為一種風趣幽默，在頑笑中寓有深意。
譬如在電影《不見不散》中，透過一男一女從朋友到戀人的歷程，點到為止地處理在美國艱辛打拚的中國人的心情，離鄉背井舉目無親中，靠的就是一股意志力，雖說要有四海為家的胸襟，但遇上其他中國人，仍特別彼此依戀，因為中國與美國這一東一西，有著天遙地隔的情感距離。
在這部電影當中，多少會讓臺灣觀眾，想到五、六○年代，當時台灣的華人在美國，是類似的情境。
頑笑中寓有深意
在電影《沒完沒了》中，馮小剛仍是一本幽默，透過欠債討債的兩方鬥智，處理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那些個凡事向錢看的人﹔守著錢包，卻不自覺地扭曲了價值觀，犧牲了最應當重視的情感。
《天下無賊》中，名演員劉德華與劉若英、葛優飆戲之餘，偏遠鄉下人不信世間有賊的善良，最終竟喚醒賊人良知的故事，透過賊與賊的較勁，以輕鬆的方式呈現出來，儘管結局是感傷的，卻有著毫不濫情的溫馨感人。
但我覺得他最精彩的電影是《大腕》。《大腕》主要處理消費文化的問題。劇情描述一個美國導演想拍攝《末代皇帝》，卻在已經現代化的北京城遭逢了傳統與現代激烈的衝突。
他身為一個美國人，已經跟中國維持著距離，雖努力想透過景框塑造皇帝，但眼目裏看到的盡是現代化的中國，這使這知名的美國導演不知何去何從。
多重景框提問東西方本質
馮小剛在這部電影當中塑造了重重景框，使電影的詮釋角度相當多元：
第一重景框是導演馮小剛手上的攝影機，它構成我們和電影的距離。第二重景框是電影中那個美國導演泰勒手上的攝影機。第三重景框，則是為大導演泰勒拍紀錄片的小人物、一個中國在地人尤優手上的攝影機。
每一重景框其實都是一個詮釋，在問著「什麼是西方？什麼是中國？什麼是傳統？什麼是現代？」
這屬於文化的大哉問，不同處境中的人，會說出不同的答案，端看我們是身處西方還是身處東方，是東方在地人還是西方第二代華人，是邊陲內地的鄉間還是已現代化的都會，甚至是台灣還是大陸。
在經濟發展現代化的過程中，愈是刻印了深刻的傳統文化，愈是會出現心理衝擊和文化焦慮。當然，在觀眾和電影間，那第一層景框所產生出來的距離，便使詮釋開放給觀眾──包括已經歷過這種文化衝突的台灣了。
此外，電影中的導演泰勒和小人物尤優都拿著攝影機，也道出了是誰在拍誰？是誰該拍誰？誰才是主角的命題。的確，尤優攝影機中的主角是導演泰勒，但是，當泰勒放下攝影機，尤優就成了主角，泰勒病發前讓尤優的攝影機對向尤優自己，也隱含了從此末代皇帝該退位，主角是小人物尤優了。
馮小剛更透過導演泰勒跟尤優的對話，來辯證誰是主角的議題。泰勒問尤優在中國做皇帝悲不悲哀？尤優回答：「他有一堆老婆，我只有一個、還離了婚，我才悲哀。」
消費時代的中國狂想
時代變遷了，導演泰勒愈來愈發現末代皇帝已不足以構成電影主題，主角該換人了。所以電影敘事最前與最後，都出現了飾演末代小皇帝的小孩拿著可口可樂啜飲的影像，來對襯這個主題。
在這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衝突中，「到底中國是什麼」這大哉問，泰勒原本透過「末代皇帝」，意圖指涉充滿鬥爭的政治，可是卻發現那已不是眼前的中國，他因此覺得這部電影失去了意義。在這關鍵點上頭，他發現眼前那個默默無聞、不通英文的小人物尤優，可以為他解惑，但是這解惑不能透過對白與道理，他需要目睹尤優怎麼變通解決一道他故意丟給他的難題。
這就是為什麼泰勒發現自己大病已癒後，他仍謊報將死訊息，要尤優解決「在現代的中國、在凡事要錢的中國、在消費時代的中國，沒錢的尤優要如何安葬一個有名美國導演？」的難題。
於是，伴隨經濟發展的消費文化，就在解決這道難題的過程中成為電影主題，我們會發現廣告無所不在，它是好的，因為它使泰勒得以像大人物一般安葬，但它也是壞的，因為他連中國人視為最應莊嚴隆重以待的死亡，都被物化得可以消費了。
時代洪流的真正核心
當泰勒最後決定放棄《末代皇帝》的拍攝，改以拍攝尤優的故事，意指中國的未來那核心靈魂的詮釋者，靠的是像尤優這般的小人物。
在馮小剛的電影當中，最具靈魂涵義的小人物，幾乎都由葛優這個演員擔綱，他也的確演得恰如其分。這些小人物在大時代的洪流當中旋轉著，恰好因為不是社會上眾所期待的精英分子，反而充滿彈性、善於變通，不會拘泥傳統。他們是愛錢的，對這份慾望他們從不遮掩，但也因此，當他們在追求金錢的洪流當中，對情義有所執著，便加倍地感動人心。
儘管焦點總在小人物身上，幸好馮小剛不會將他們美化、德性化，不僅主人翁有時候顯得壞壞的，甚至那些透過幽默風趣被批判無情無義的反襯人物，也都是小人物，（譬如，讓《大腕》中類似王小柱這樣的人落得「當真瘋掉」的下場，嘲諷「想錢想到瘋」。）這使馮小剛對普羅大眾的人性論，比諸文革時期，是平實、實在得多！
譬如在電影《不見不散》中，透過一男一女從朋友到戀人的歷程，點到為止地處理在美國艱辛打拚的中國人的心情，離鄉背井舉目無親中，靠的就是一股意志力，雖說要有四海為家的胸襟，但遇上其他中國人，仍特別彼此依戀，因為中國與美國這一東一西，有著天遙地隔的情感距離。
在這部電影當中，多少會讓臺灣觀眾，想到五、六○年代，當時台灣的華人在美國，是類似的情境。
頑笑中寓有深意
在電影《沒完沒了》中，馮小剛仍是一本幽默，透過欠債討債的兩方鬥智，處理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那些個凡事向錢看的人﹔守著錢包，卻不自覺地扭曲了價值觀，犧牲了最應當重視的情感。
《天下無賊》中，名演員劉德華與劉若英、葛優飆戲之餘，偏遠鄉下人不信世間有賊的善良，最終竟喚醒賊人良知的故事，透過賊與賊的較勁，以輕鬆的方式呈現出來，儘管結局是感傷的，卻有著毫不濫情的溫馨感人。
但我覺得他最精彩的電影是《大腕》。《大腕》主要處理消費文化的問題。劇情描述一個美國導演想拍攝《末代皇帝》，卻在已經現代化的北京城遭逢了傳統與現代激烈的衝突。
他身為一個美國人，已經跟中國維持著距離，雖努力想透過景框塑造皇帝，但眼目裏看到的盡是現代化的中國，這使這知名的美國導演不知何去何從。
多重景框提問東西方本質
馮小剛在這部電影當中塑造了重重景框，使電影的詮釋角度相當多元：
第一重景框是導演馮小剛手上的攝影機，它構成我們和電影的距離。第二重景框是電影中那個美國導演泰勒手上的攝影機。第三重景框，則是為大導演泰勒拍紀錄片的小人物、一個中國在地人尤優手上的攝影機。
每一重景框其實都是一個詮釋，在問著「什麼是西方？什麼是中國？什麼是傳統？什麼是現代？」
這屬於文化的大哉問，不同處境中的人，會說出不同的答案，端看我們是身處西方還是身處東方，是東方在地人還是西方第二代華人，是邊陲內地的鄉間還是已現代化的都會，甚至是台灣還是大陸。
在經濟發展現代化的過程中，愈是刻印了深刻的傳統文化，愈是會出現心理衝擊和文化焦慮。當然，在觀眾和電影間，那第一層景框所產生出來的距離，便使詮釋開放給觀眾──包括已經歷過這種文化衝突的台灣了。
此外，電影中的導演泰勒和小人物尤優都拿著攝影機，也道出了是誰在拍誰？是誰該拍誰？誰才是主角的命題。的確，尤優攝影機中的主角是導演泰勒，但是，當泰勒放下攝影機，尤優就成了主角，泰勒病發前讓尤優的攝影機對向尤優自己，也隱含了從此末代皇帝該退位，主角是小人物尤優了。
馮小剛更透過導演泰勒跟尤優的對話，來辯證誰是主角的議題。泰勒問尤優在中國做皇帝悲不悲哀？尤優回答：「他有一堆老婆，我只有一個、還離了婚，我才悲哀。」
消費時代的中國狂想
時代變遷了，導演泰勒愈來愈發現末代皇帝已不足以構成電影主題，主角該換人了。所以電影敘事最前與最後，都出現了飾演末代小皇帝的小孩拿著可口可樂啜飲的影像，來對襯這個主題。
在這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衝突中，「到底中國是什麼」這大哉問，泰勒原本透過「末代皇帝」，意圖指涉充滿鬥爭的政治，可是卻發現那已不是眼前的中國，他因此覺得這部電影失去了意義。在這關鍵點上頭，他發現眼前那個默默無聞、不通英文的小人物尤優，可以為他解惑，但是這解惑不能透過對白與道理，他需要目睹尤優怎麼變通解決一道他故意丟給他的難題。
這就是為什麼泰勒發現自己大病已癒後，他仍謊報將死訊息，要尤優解決「在現代的中國、在凡事要錢的中國、在消費時代的中國，沒錢的尤優要如何安葬一個有名美國導演？」的難題。
於是，伴隨經濟發展的消費文化，就在解決這道難題的過程中成為電影主題，我們會發現廣告無所不在，它是好的，因為它使泰勒得以像大人物一般安葬，但它也是壞的，因為他連中國人視為最應莊嚴隆重以待的死亡，都被物化得可以消費了。
時代洪流的真正核心
當泰勒最後決定放棄《末代皇帝》的拍攝，改以拍攝尤優的故事，意指中國的未來那核心靈魂的詮釋者，靠的是像尤優這般的小人物。
在馮小剛的電影當中，最具靈魂涵義的小人物，幾乎都由葛優這個演員擔綱，他也的確演得恰如其分。這些小人物在大時代的洪流當中旋轉著，恰好因為不是社會上眾所期待的精英分子，反而充滿彈性、善於變通，不會拘泥傳統。他們是愛錢的，對這份慾望他們從不遮掩，但也因此，當他們在追求金錢的洪流當中，對情義有所執著，便加倍地感動人心。
儘管焦點總在小人物身上，幸好馮小剛不會將他們美化、德性化，不僅主人翁有時候顯得壞壞的，甚至那些透過幽默風趣被批判無情無義的反襯人物，也都是小人物，（譬如，讓《大腕》中類似王小柱這樣的人落得「當真瘋掉」的下場，嘲諷「想錢想到瘋」。）這使馮小剛對普羅大眾的人性論，比諸文革時期，是平實、實在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