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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4日 星期二

流動的舞台 詩化的美學

2015-04-13 09:09:27 聯合報 馬翊航/記錄整理

余秋雨。 圖/本報記者陳正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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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主講
演講時間:2015年3月2日
地點:台灣大學「白先勇崑曲之美講座」
崑曲的劇中人,或多或少都是詩人,崑曲既以詩來引領情節,
帶出意境,更以「詩」來定位角色的文化身分,
透過詩,來提升人類的精神面貌──
這正是崑曲占領人心的重要原因……
1616年,世界失重了

白先勇(右)邀請大陸散文家余秋雨在台大開講。 圖/本報記者陳正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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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演講,我心底有一個非常深的感受,那就是,與戲劇有關的事情,本身往往也充滿了戲劇性。二十三年前,我曾受白先勇先生的邀請,渡海而來,以崑曲為題進行演講;二十三年後,白先生再次邀請我來到台灣,題目也還是崑曲,這不是一件非常有戲劇性的事嗎?
所以,今天的講座,我想先從一個戲劇性的時間點開始。
六百年前,1616年的4月23號,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時間。這一天,英國的文學巨匠莎士比亞去世了,巧合的是,《唐吉軻德》的作者賽萬提斯,也在這天離開了人間。我為什麼提起這個日子?日本知名的漢學家青木正兒,他曾經考證過,在莎士比亞去世的第二年,中國的戲劇大家湯顯祖也去世了。不過青木正兒在曆法上有了一些誤差,經過我的考證後發現,湯顯祖去世的時間,也在1616年。我曾在一篇文章裡說,「這一天,世界失重了」,我希望由這個奇特的日子來說明,人類藝術史上,在巧合的背後,隱藏著一些奇妙的連結──與莎士比亞、賽萬提斯,同時代的湯顯祖,作為中華文化崑曲藝術的代表,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著一定的分量。
戲劇美學的缺席,萌芽與爆發
不過,在談崑曲之前,我必須點出中國文化中一個奇特的現象。中國古代的音樂、詩歌、舞蹈,都已經有著輝煌的藝術結晶,為何唯獨「戲劇」,卻在當中缺席?二千五百年前,古希臘的悲劇已經充分成熟,成為歐洲文明的里程碑;兩千年前,印度的梵劇也早已經成就其輝煌,為什麼中國戲劇的發展卻如此遲晚?我曾經在《中國戲劇史》中詳細地探究這個問題,今天我只簡單提出其中兩個原因:第一,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講求中庸之道,是「非戲劇精神」的,然而戲劇訴諸「驚心動魄」、「撕肝裂膽」的強烈情感表達,卻與儒家主流意識型態產生了衝突;第二,就是中國人重視「禮」,但「禮」帶有巨大的表演性,例如《周禮》中對於服制、祭儀、樂舞的複雜規範,其實都是某種表演,這種過度儀式化的生活方式,相對地壓抑了舞台性的表演。
當然,中國的戲劇並非完全在歷史的舞台中消隱,宋代街頭的流浪戲班、雜技藝人,都可視為戲劇的萌芽。到了元代,來自蒙古的統治者雖不懂漢文,卻不拒絕戲劇演出的吸引力;元朝時候科舉停廢,失去了科舉舞台的文人,包括關漢卿、王實甫、紀君祥、馬致遠,便開始寫作劇本。在這短短的時間中,中國的戲劇蓬勃起來,一下子爆發了,中國的戲劇終於能與西方比肩。然而我們不能忽略的現實是,元代漢人社會地位低落,政治的腐敗更是怵目驚心,這些戲劇發展的時間不長,看戲的人不多,嚴格說起來,這些寫戲的落魄文人,社會影響終究不夠大。也因此,元雜劇發展了七十年左右便逐漸委靡了,但依然為中國戲劇打下了基礎。元代受異族統治的歷史,雖然不太光彩,但我們依然不能忽視元代的文化成就。我們可以舉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為例,這個元代流浪道士的畫作,超越了所有宋代宮廷畫苑中的精品──民間的、處於時代變動中的藝術,超越了精雅的、官場的藝術。元雜劇,也恰恰說明了這一點:在漢文化中它是「異類」,但最終,它卻成為了漢文化的重大補充;元雜劇宛如悲劇英雄一般,其藝術生命的終結,成為了中國戲劇文化的基座。
崑曲:癡迷的藝術
有了北方元雜劇的開疆闢土,中國文化中的戲劇種子甦醒了。元雜劇沒落之後,南方一帶,原本不成氣候的地方小曲,慢慢開始萌芽壯大。但藝術的成就,需要有大家的提升,有個人名你們一定得記得,那就是魏良輔,祖籍江西的他,正是改革崑曲的大家。南方當時唱曲的樂器較為簡陋,這時候,一個來自北方,名叫張野塘的流放犯,帶來了以弦索伴奏的演唱方式,成功吸引了南方的聽眾,其中包括魏良輔。後來,魏良輔與張野塘成為莫逆之交,魏良輔更將女兒許配給張野塘,這一家人,奠定了崑曲改革的基礎。此外值得一提的,還有創作《浣紗記》的梁辰魚,這個相貌俊美的文人,既是收藏家,唱曲功力更是一流,他將原本「散曲」的形式,改良成為《浣紗記》的完整戲劇形式。
我之所以將崑曲視為中國戲劇的最高範例,並非憑藉其劇本與表演的水平,而是以觀眾的癡迷程度來判斷。當時民間對崑曲前所未有的狂熱與癡迷,長達了兩百年。首先,當時存在非常多的專業戲班與業餘戲班,我們如何判斷當時一個大家族的富裕興盛,不看別的,就看這個家族是否養了戲班。因為無論是演員、教席、樂工、舞台工匠的蓄養,演出場所的闢建,親友觀眾的招待,都可以作為家族豪華程度的辨別條件。明代出了名的貪官特多,他們將巧取豪奪來的金錢,在南方建園林、搞戲班,也促成了南方戲劇文化的興盛與癡迷。當時戲劇的蓬勃壯盛,更可以從演出狀況來看。例如城市裡邊有「同城別墅」,是崑曲戲班在城中演出的場所;農村中更是興盛,有時候在水邊搭台,觀眾在船上舒適地遊憩、看戲;有時候戲在船上演,觀眾在岸上看戲,這種特殊的舞台生態,無論在中外都是很了不起的演出方式。明代更有一年一次的虎丘山曲會,在虎丘山的「千人石」上,每年中秋節都會聚集萬人聽曲,唱曲的人彼此競技,選出當年的「曲王」,這都是當時崑曲演出極度壯觀的音樂背景。
然而全民的癡迷,必須要有大家來提升,魏良輔從音樂、唱腔上,提升了崑曲,但卻要到湯顯祖,才是後世公認的,具有文學高度的大家。例如《牡丹亭》,不僅是湯顯祖最好的作品,也是崑曲中最高的傑作。在《牡丹亭》之後,也許孔尚任的《桃花扇》是第二,洪昇《長生殿》可以是第三,然而這兩部作品由於依附於歷史事件,文學價值遠遠不及《牡丹亭》。正如亞里斯多德在《詩學》中說「詩,比歷史更真實」,牡丹亭的詩意與文學表現,讓我們能夠從中尋找「最高的真實」。
異態時空,詩化美學

「白先勇崑曲之美講座」,不少學生沒有位置可坐,坐在階梯上或站立聽課。 圖/本報記者陳正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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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顯祖曾經為江西宜黃的戲神廟,寫了一個廟碑,他問:人為什麼要有戲?戲曲,讓我們超越歷史千秋,進入無比美麗的夢想。我認為這正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戲劇理論,他表達了人類的精神需求。戲劇讓人類進入「異態時空」,戲曲是對真實世界的擺脫,而不是進入、再造與複述。當然,除了崑曲的繁榮與經典人物,我不能不談它的衰落,以及遺留後世的美學意義。
一個藝術形式的衰落,往往是因為流行過度,流行過度往往引來觀眾的厭倦,更帶來了比較與互相模仿的弊病。清代的李漁曾經說過,他每年會看到許多不相識的作者,但很少看到不相識的劇情。中國的近代戲劇家吳梅,也點出了崑曲劇本後期過度重複的弊病,加以整個官場都癡迷於崑曲,造成了社會的巨大負擔,晚期的崑曲,再也沒有湯顯祖開展出的深度與風貌。
但崑曲真的就從此滅亡了嗎?我認為不是的,文化其實是一種美學沉澱。崑曲為什麼能夠讓中國癡迷如此之久?為什麼到了當代,還能夠引起巨大的轟動?我必須強調,崑曲當中,體現了「詩」的精神。「詩」是中國文化的瑰寶,但崑曲卻將詩變成情節,化為意境。我們不難發現,崑曲的劇中人,或多或少都是詩人,崑曲既以詩來引領情節,帶出意境,更以「詩」來定位角色的文化身分,透過詩,來提升人類的精神面貌──這正是崑曲占領人心的重要原因。
崑曲「詩化」的結構非常重要。例如中國書法所體現的特殊「線條美」,正與崑曲曼妙、柔和的舞蹈形式、舞台美學相互呼應。「書法」的黑色線條流動了幾千年,是中國特殊的文化美學,崑曲卻更讓書法的美學線條,灌注了生命的熱情,肢體的能量,這種詩化的形式,讓我們看見「詩的國度」的美學。這裡所謂詩,並不是特定的文學體類,而提升到了文化的整體意義,是可以超越功利,跨越人與人之間的界線,翱翔於精神領域之內的詩性。
而崑曲的第二個美學特色,在於「隨意組裝性」。錢鍾書的夫人楊絳,曾經說過,西方的戲劇像是古希臘的巴特農神廟,兩邊樁一抽,就坍塌下來了,但中國的戲劇,就如同頤和園的長廊,貼地而行,是一種緊貼大地,隨意延伸的自由結構。這種特殊的藝術形式,使崑曲有著高度的彈性,可以保留其完整性,也可以組裝、刪減,而不影響它的美學表現。這種美學特質,又帶來第三個優點──「具有遊戲本性」。過去崑曲演出,並不像現在的戲劇表演,非得在標準正規的場地演出,也不是讓觀眾正襟危坐地,面對黑暗的舞台;就像過去演出崑曲以祝壽,往往全本演出,連演三天。這種表演形式,介入了生活的現場,深入了生活的結構,成為某種重要的儀式過程。
也因此,崑曲在美學風格上,形成了一種「安靜的緩慢」。
當年,我與白先勇先生帶領劇團去香港演出《牡丹亭》的時候,就有這種深刻的感覺:香港的城市生活是如何的繁忙與快速,這種「安靜的緩慢」,卻為現代生活帶來了巨大的補充──不只是休息,而是回到人性的「美夢」時代。這種美學特質非常重要,高於我們對情節、演員的講究,與我先前提到「詩化」特質,有著連繫,也有著區別。我們的文化或許需要快速、激昂的呼號,但同時更需要緩慢的,禁得起時間考驗的狀態。不只放鬆,更是開放,而提升到「異態時空」的壯蓋,也就是回到了老子所謂「嬰」的時代──安靜,緩慢,天真。
這正是我認為的崑曲的美學定位與價值:詩化美學的表現,安靜緩慢的特質,正是帶領我們回歸文化內涵的,真正的穩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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