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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12日 星期四

羅德水:從12年國教反思我們的教育

資料來源:獨立評論@天下  2014/06/11

被官方宣傳成是「世紀教育工程」的「12年國教」,在首次「國中教育會考」後,得到的卻是一片惡評,不僅家長不滿,教育部與北北高更像是照著劇本演出一樣,對是否公布、如何公布會考級距,各執一詞、爭議不休。
誠如所見,即便教育部再怎麼說明12年國教的偉大理想,即便教育部終與北北高就會考級距達成共識,但對某些家長來說,念茲在茲的就是要求公布更詳細的級距,心心念念的就是如何避免「高分低就」,以免孩子「鳳凰變成雞」。
這裡,筆者不準備討論會考級距問題,倒不是因為不能同理家長的焦慮,而是對照舉國想要拯救學子免於升學荼毒的決心,對照12年國教高揭的理想與此刻各界對它的批評,反差實在巨大到讓人無法迴避。
究竟一個歷經13任教育部長、前後研議長達20年、被國人寄予期待的「12年國教」,為何淪落到只能在升學技術上打轉?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台灣到底需要什麼樣的升學制度?我們又要給孩子什麼樣的教育?討論這些問題或許一時片刻無助減輕師生家長的壓力,但確實比會考級距該怎樣公布,更值得我們關注。
● 12年國教揮不去的政治性
「12年國教」其實是「12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簡稱,顧名思義,「12年國教」不同於受「國民教育法」、「強迫入學條例」規範的「9年國民義務教育」,自始,就不是嚴格定義下的義務教育(免試、免學費、學區制、強迫入學),依民國102年7月10日公布的「高級中等教育法」規定,「12年國教」的後三年高級中等教育,係採「普及」、「自願非強迫入學」、「依一定條件採免學費」、「公私立學校並行」、「免試入學為主」等方式辦理。
依這樣的政策內涵,「12年國教」再怎樣也不會是一般理解的「9年義務教育」,問題是,20多年來,政府對「12年國教」的宣傳,卻都帶有昭然若揭的政治意圖。
早在民國78年間,當時的行政院長李煥就曾宣布「延長12年國教將在三年內實施」,此後,藍綠歷任政府紛紛以操作政治議題的模式宣傳12年國教,最近一次就是馬英九總統在「建國百年元旦祝詞」中的宣告:「今年開始啟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預定民國103年高中職學生全面免學費、大部分免試入學」。
以政治手法操弄教育政策,一時之間或許可以混淆視聽、從中漁利,但最終則必然遭致民意反噬,之前郝龍斌媚俗地推動「一綱一本、自辦基測」,與目前「12年國教」的推動模式,都是再清楚不過的教訓。
以「12年國教」一開始強打的「免學費」為例,事實上,就連做為義務教育的私立國中、小學,迄今甚至未採取免費政策,就邏輯而言,何以非義務教育的「12年國民基本教育」有必要「完全免費」?主事者不惜違背學理的政策宣示,以「免試」、「免費」等高標準進行政策宣傳, 除了帶來家長不切實際的期待,更使「12年國教」深陷左支右絀的困境。
必須再次指出,江宜樺院長後來反對全面免學費的各種理由,諸如「偏鄉教育經費、設備老舊、資源有限,不能將錢全用於免學費政策,要花在刀口上;這兩年財政困難,全免學費恐排擠其他教育經費」,其實正是此前各界再三提醒的。
官方無視全面免學費可能造成的經費排擠效應,斬釘截鐵、信誓旦旦在前,就在政策即將上路前又理直氣壯的轉向,彷彿一切都沒有發生過一樣,這種決策品質,這種政治擔當,究竟是在成就?還是扼殺「12年國教」?
「12年國教」確實面臨許多挑戰,但主政者一方面好大喜功將政策定調為拯救學校教育的靈丹妙藥,一方面卻又不願意挹注相對合理的公共資源;一方面時而故意誤導輿情,一方面又無力引導正面價值觀,看起來不就是問題的根源?
● 各自表述的12年國教
從「9年一貫課程」到「12年國教」,歷來的重大教育政策無不具有高度的理想性,教育部的「12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也揭示了「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性揚才」、「多元進路」、「優質銜接」等五大政策理念,預期達成以下總體目標:
1. 提升國民基本知能,培養現代公民素養。
2. 強化國民基本能力,以厚植國家經濟競爭力。
3. 促進教育機會均等,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
4. 充實高級中等學校資源,均衡區域與城鄉教育發展。
5. 落實中學生性向探索與生涯輔導,引導多元適性升學或就業。
6. 有效舒緩過度升學壓力,引導國中正常教學與五育均衡發展。
7. 強化國中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機制,以確保國中學生基本素質。
相信沒有人會反對這樣具有高度理想色彩的政策,那麼,引起眾多爭議與紛擾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麼?
筆者以為,問題不是因為「12年國教」的政策理想,爭議是出於對「12國教」的不同理解,相較於教育部揭櫫的偉大教改理念,對政策提出質疑的人,似乎更在意升學制度改革是否「公平」?或者說,更在意制度變革是否有利於讓自家子弟進入「理想的」學校?
進一步檢視,各方對「12年國教」的想像,有的甚至根本就站在政策光譜的兩個極端,充分反映社會現實的殘酷與「12年國教」的困境。
有希望透過「12年國教」畢其功於一役的,也不乏只在意子弟能否進入明星學校的;有主張完全免試升學的,也有堅信唯一公平的制度就是考試的;有認為升學考試扼殺學生學習興趣的,也有擔心不考試學生就沒有學習動機的;有人堅持實施完全的學區制,也有人深信消滅明星高中等於消滅國家競爭力。
完全可以想見,在這樣南轅北轍的政策想像下,制度面的變革難以滿足所有人的期待,最後,不少關係人對「12年國教」的評價指標,已經不是政策能否從結構上達成優質國教的理想,而是(升學)制度的變革是否影響自家子弟進入明星高中的機會,這也是各界多聚焦升學方式的改變,而少談相應配套措施如何落實的真正原因。
不能不再次指出,社會對「12年國教」的理解之所以會有如此巨大的落差,官方編織太多虛幻的期待,又不願意挹注資源以期落實理想,甚至缺乏透過社會對話導引正確價值的能力,實在難辭其咎。
● 入學改革為何難以成功?
眾所周知,台灣學校教育長年被升學主義宰制,幾個世代的學子深受其害,為使學生從高度競爭的升學壓力中解放,進而落實正常國教,過去20年來,如何減輕學生壓力一直是各界關注焦點,具體方案主要表現在入學制度的改變,例如,以指考、基測取代大學聯考與高中聯考、推動社區高中、提高申請入學名額等。
基本上,「12年國教」亦復如此,試圖透過逐年提高免試升學比例以減輕學生壓力,然而,對這些家長而言,無論這個考試叫「高中聯考」、「國中基測」、「國中會考」,基本上並沒有任何差異,於是,家長們大罵教育部欺騙社會,要求實施真正的「免試入學」。
其實,類似的爭議並非「12年國教」獨有,歷來,只要實施新的入學制度,不免都要伴隨以下毫無交集的論戰:只考一次被批評「一試定終身」、考二次說是「多煎熬一次」、改成多元入學又說是「違反公平正義」;採計在校成績擔心「分分計較、折磨三年」、不採計在校成績又說「降低學生學習意願」,爭議反覆輪迴、永無止境。
此刻,不少家長理直氣壯地質問,「12年國教」為什麼還要考試?容我這樣反問:假設實施完全免試入學好了,又該採取什麼升學模式?是依國中在校成績分發?依學區分發?或抽籤分發?或由各高中自訂標準接受申請入學?
毫無疑問,現階段這些方式引起的弊端與民怨,肯定不會小於目前的制度。
這也正是「12年國教」紛擾不止的真正原因。問題從來不是因為有沒有考試,而是無論採取什麼入學方式,都改變不了師生家長對「明星高中」的眷戀,無論採取什麼入學方式,也總要決定到底誰可以如願進入明星高中就讀,試問,眼前有哪一種制度,可能贏得所有人認同?又有哪一種制度,不會引起爭議?
依此,教育部門將「12年國教」的政策重心擺在升學技術的討論上,努力想要建立符合公平的超額比序計分方式,不但無助澄清社會迷思,無助落實國教理想,反而招來更多的質疑。
● 9年國教經驗為何無法移植?
或問:如果46年前的「9年國教」,都可以採取免試升學與完全的學區制,為什麼即將上路的「12年國教」反而不行?
應該看到,半世紀前的主客觀環境,包括公私立初中不足以吸納國小畢業生、合格師資率偏低、國小升初中之升學率低於6成、國家總體財政難以維持相對品質的國教,都是當年推動「9年國教」時的負面因素。
然而,當年的台灣仍是一黨專政、高度威權的社會型態,「9年國教」基本上是由上而下的政治產物,政策目標(義務教育延長為9年),可以透過徵用「代用國中」(私立初中)等強制措施予以達成。
可此次「12年國教」面對的問題明顯不同,主要原因是現階段國中升高中已經不是數量不足的問題,教育部資料顯示,早自75學年度起,台灣國中畢業生的「就學機會率」就已超過百分之百,實際升學率也接近百分之百,目前除了每年數千名放棄升學的國中生外,其他想要繼續升學的國中畢業生均有學校可以入學。說到底,「12年國教」要解決的並非國中升高中的供需問題,而是學生(家長)想要進入「明星高中」的分配問題。
質言之,「9年國教」首要任務在提高國小升學普及率,以達成延長義務教育為9年的政策目標,而「12年國教」的政策重心,則在提升國教品質與有效處理升學的分配問題,兩者無論時空環境、政策目標均難以相提並論,「9年國教」的經驗未必能移植到現今的「12年國教」。
可以肯定的是,時至今日,如果社會還是以考試、分數、學校排名思考國中升高中問題,如果師生家長仍然以「明星高中」為首選,仍以國高中的「名校升學率」評價學校表現,無論建立什麼新的入學制度,終究徒勞無功而已。
● 尋找集體焦慮的根源
「12年國教」淪落成升學技術的角力,教育部固然必須負起主要責任,但教育部對國中生的升學壓力並非無感,也曾提出「繁星計畫」期能吸引國中生就近入學「社區高中」,值得討論的是,為什麼經過多年的政策宣導,社會對「明星高中」的熱衷還是有增無減?
誠如前面指出的,國中生的壓力早就不是能否升學,困擾師生家長的不外是,按照新的制度學生能否進入「理想的」學校就讀?家長徬徨的不外是,如果子弟就讀的是「不理想的」學校,孩子的未來是否將因此落入「失敗組」而難以翻身?
正因為如此,即便採取全面免試的升學方式,師生家長終究還是要面臨擇校壓力,學生的壓力與家長的恐慌,表面上看似來自考試,說穿了實來自爭取進入少數名校的競爭壓力。
進一步分析,期待子弟搶進明星高中的心態,則反映了想要出人頭地的社會氛圍,就這個角度而言,「12年國教」不可能解除師生家長的壓力,如果整體社會不能真正放棄唯有讀書高的價值觀,不能打從心底認同職業平等與尊嚴勞動,就算台灣實施「16年國教」,恐怕也難以改變社會的集體焦慮。
道德規訓之所以不易改變社會價值觀,是因為殘酷的現實必然有其相映的社會基礎,對許多國人來說,學校教育其實有很強的目的性,師生家長或許這樣堅定地信仰:個人學歷攸關社會地位與就業競爭力,為了以後出社會能「出人頭地」,國小教育、甚至學前階段不能「輸在起跑點」上,國中三年焚膏繼晷、日以繼夜,目的就是為了上建中、北一女,因為上了明星高中,就好像等於取得台清交的入場券,等於取得未來職場高人一等的競爭力一樣。
在這樣根深柢固的信仰下,不僅「明星高中」炙手可熱,就連沒有升學考試壓力的國民小學也出現「明星國小」,原因不是學校的辦學與眾不同,而是「明星國小」的畢業生可以依學區制入學「明星國中」,至於家長衡量國中辦學績效的標準,其實再簡單不過,就是取決於各國中考取明星高中的比例。
於是,一如高中三年的學習就是為了替升大學做準備一樣,國中教育的目的也不是涵養國民基本素質,而是把國中生訓練成升學競技場上的強者,這樣環環相扣的升學體制,不僅影響國教內涵,也使萬千學子深陷「考試領導教學」的苦海,極其不幸的,這幾乎就是台灣學校教育的真實樣貌。
● 怎麼看明星高中的升學表現
問題來了,明星高中當真具備高人一等的升學優勢嗎?如願進入各地「明星高中」的學生,三年後究竟有多少比例可以進入台清交?須知,能進入一流明星高中都是學業成績「PR99」的學生,按理,在明星高中優質學風、頂尖師資的教學相長下,這些入學成績「百中取一」的明星高中學生,就算全部進入台清交也不為過,然而,從聯考時代以降,不也多的是沒考上國立學校甚至落榜的明星高中畢業生?
真相是,單就「高中入學成績」與「大學入學成績」的關聯性而言,明星高中的表現其實是遠遠不如預期的。
再清楚不過,明星高中之所以有高升學率,關鍵不在其校名,而在於其聚集了一群成績優異的學生,如果把這些學生分散到其他學校,在同樣的學習環境中,理論上也應該有同樣的學業表現才是,名校的光環充其量只是增加了考生的自信心,真正的關鍵仍然在於學生的個人條件與努力程度。
實在殊難想像一個學習態度不佳的明星高中學生,如何光憑學校招牌即取得優異成績?反過來說,如果一個具備同等資質條件與學習態度的學生,選擇就讀「社區高中」,難道其學業表現就比不上選讀明星高中?
退萬步言,就算焚膏繼晷如願以償進入第一學府、第一志願,當真就能保證畢業後的出路?或是確保進入社會以後的成就?人生真有怎麼神準的劇本?孩子的未來可以這樣照劇本演出?學習是一個歷程,教育難以速效,社會上多的是各種成功的模式,走過聯考年代、深受升學主義之害的父母親們,當真忍心時時刻刻以分數打量我們的孩子?
如果喊得震天價響的「尊重孩子多元能力」,「鼓勵孩自多方探索、多元發展」,不僅僅只是一句口號,而是我們這一代人真心的懺悔,那麼,又如何能不自問:我們到底要給孩子什麼樣的教育?
● 務實面對問題實踐國教理想
討論至此,幾乎可以確定,在國人對升學主義、文憑主義依然深信不疑的現在,任何藉由改變升學方式以期能減輕學生壓力的改革,注定要事倍功半,其所引起的社會紛擾,也注定將遠超過對社會價值觀的澄清。
二十年來,入學制度的改革,就在一次次理想與現實的角力中擺盪,就政策本質而言,「12年國教」確實難以改變社會對「明星高中」的迷思,就教育官方所提升學技術而言,繁複至極的考試與超額比序方式,更是徒增民怨而已。
為了台灣教育的長遠發展,為了我們的孩子,我們不應該再犯同樣的錯誤,教育部必須正視現實,即便人們對明星高中的偏好多屬迷思,但此時此刻,台灣社會確實沒有做好消除「明星高中」的準備,即便明星高中的「特色招生」名額降至最低,還是會引起慘烈的廝殺,除了使師生家長深陷升學競爭泥淖,根本無助釐清「12年國教」的政策核心價值。
筆者以為,解決明星高中的升學競爭,不是創造更多的考試名目、設計更為複雜的計分方式,使師生家長疲於奔命、無所適從、終至怨聲載道,而是承認現實、整併考試、簡化入學管道,如果「國中會考」就足以篩選出想要進入明星高中的學生,到底有什麼理由非得將孩子再推向毫無特色可言的「特色招生」戰場?
唯有儘快從自欺欺人的入學技術之爭中脫困,我們才有餘力真正去觀照「12年國教」相應的政策配套,也唯有「高中職均優質化」、「國中小補救教學」、「國中適性輔導」、「強化技職教育」的成效足令社會信服,師生家長唯有讀書高的價值觀,與長年被明星學校綁架的升學路徑,才有真正鬆動的可能。
在12年國教即將上路的此刻,政府部門、社會各界、教育關係人或有必要回到問題原點重新思考:台灣的教育出現什麼問題?為什麼要推動12年國教?我們希望12年國教帶來什麼改變?政策為什麼陷入瓶頸?要如何突破困境?
國中升高中長期是台灣學校教育的一大罩門,讓孩子免於升學主義之害,使國中教學重回國教本質,經歷幾十年的努力而未有所成,眼前有權制訂政策的官員,以及望子女成龍成鳳的家長,多數都走過畸形升學主義的青春歲月,如果我們這一代深受聯考荼毒的人,還能為自己的孩子做些什麼,或許就從誠實面對12年國教的能與不能做起。
這無疑是項艱鉅的社會工程,但為了孩子的未來,我們沒有迴避的權利。

2013年2月2日 星期六


教育論壇:18%改革不能肥高官

2013-1-29 台灣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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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德水

府院將於今天(1月30日)公布國民年金改革方案,據悉,有關軍公教18%優惠存款部分,將朝設定退休所得替代率與調降18%優存利息雙軌進行,官員並表示,只有兼具新舊年資者方受影響,僅具舊年資(民國84年7月以前退休的公務員以及85年2月以前退休之教師),以及純粹新年資者不在18%改革之列。
值此年金改革方案箭在弦上之際,18%優惠存款再度成為眾矢之的並不讓人意外,儘管如此,筆者仍須指出,官方最新版的18%改革方案尚有可議之處,應接受各界公評,並提出修正版本。

調降利率與限制優存總額無異

官方拋出調降18%利息以及只改兼具新舊制者的訊息,看似力求務實,且予人18%終於「改革」的印象,殊不知,自民國94年陳水扁總統任內發動「退休所得合理化方案」以來,公保優存18%改革從來就只鎖定兼具新舊制者,箇中道理其實再簡單不過:僅具舊年資之退休公教人員,其所得替代率相對合理,而自退撫新制實施後到職之公教人員,根本就沒有任何退休金可以適用優惠存款,既如此,又如何成為18%改革對象?
進一步言,所稱調降18%利息,所達成的效果其實與扁馬兩人調降優惠存款額度沒有兩樣,依此,所稱18%改革並非新措施,不提退撫新制實施當年已從源頭停止新年資之適用,自民國94年以降,更已歷經扁馬共4次「改革」。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2013年1月28日召開黨團大會,邀請行政院副院長江宜樺(左2)、考試院銓敘部長張哲琛(左1)向立委說明年金改革方案。(圖文/中央社)

僅此一端,不難想像基層公教人員之鬱悶,我們不解,正當社會對公教人員充滿敵意的此刻,政府為何不肯正面澄清?在敵視公教人員的社會氛圍下,身為雇主的政府刻意不說清楚,與惡意抹黑何異?

所得替代率應與官階呈反比

此次國民年金改革方案,最值得注意者莫過於設定退休公教人員之所得替代率上限,惟所得替代率設定上限仍有二個變數,其一,朝野最終妥協之替代率上限為何?其二,所得替代率之具體內涵又為何?
有關替代率上限,目前國民黨政府的版本是80%,但民進黨方面已明確表達反對,認為應降至60%到70%方為合理,可以預見,所得替代率上限將是未來朝野攻防焦點。
相較之下,所得替代率之具體內涵顯然牽涉更多角力,依此前18%改革方案,係以所有退休所得(月退休金+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每月利息+1/12年終慰問金)當分子、月在職所得(本俸+學術研究費+主管職務加給+1/12年終工作獎金)當分母,目前朝野均有人主張應以前揭公式框定退休所得替代率上限。

▲總統馬英九2012年11月20日在總統府針對年金改革議題表示,年金影響許多人未來,要審慎但不能蹉跎,「今天不做明天就後悔」。(圖文/中央社)

問題是,目前公教人員之退撫提撥、退休金計算均以「本俸×2」為基準,前揭算法不僅與現制不同,更將產生「肥高官、瘦小吏」的問題,這是因為公教人員待遇除本俸外,尚有專業加給(學術研究費)與主管職務加給,對職等較高之公教人員來說,月在職所得(年薪/12)遠遠超過2倍的本俸。
以簡任14職等之常務次長為例,本俸5萬3,075×2=10萬6,150元,但其實質月所得則達16萬(年薪/12)左右,若以實質月所得為其替代率分母,即便高官領取每月10萬元以上之月退俸,替代率仍將大幅降低,顯然已達掩人耳目、混淆視聽的程度。
須知,高官與基層受僱者退休以後都只是退休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原本就應與職等呈反比,高階官員之替代率低於基層人員舉世皆然,以2倍本俸計算替代率可以降低在職職等對退休金採計之影響,讓退休金回歸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學理。
在兩黨即將公布改革方案的此刻,再次呼籲,朝野所提方案不能成為維護高官利益的幌子,否則,所稱改革還有什麼正當性? (全國教師工會文宣部主任)

2012年10月28日 星期日


教育論壇:親師合作不能再等待──永不放棄觀後感

2012-10-23 台灣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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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德水

由「山水國際娛樂公司」引進的美國電影《永不放棄》(Won't Back Down),劇情描述一個弱勢的美國單親媽媽,與一位對教育懷抱理想的基層教師,如何攜手為他們有學習障礙的孩子,爭取更為合理的教育環境。

典型的商業電影

這是一部典型的商業電影,有著勵志電影該有的元素:挫敗與羞辱、淚水與歡笑、激勵與冷漠、以及永不放棄的熱情與希望。
為了孩子的未來,單親媽媽與基層教師一起迎向各種挑戰,這些挑戰來自冷漠的社區、僵化的教育體制、行禮如儀的校園文化、熱情不再的第一線教師、甚至來自教師工會的抵制,儘管過程充滿挫折,但他們勇於挑戰權威、衝撞體制的精神,確實令人敬佩,最終,在教師、家長與社區的共同努力下,僵化的學校教育有了獲得改變的可能。
純就電影本身來說,《永不放棄》也不失為佳構,片中家長、教師鍥而不捨爭取孩子教育品質的毅力,也頗能激勵人心,然而,劇中對美國「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的正面評價,以及對教師工會的負面觀點,卻值得多做討論。
基本上,台灣的教育體制不同於美國,兩地面臨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一般而言,台灣的中小學校園環境、教育品質、教師素質均遠優於美國,儘管如此,可以確定的是,台灣的教育同樣需要更多的教師專業與熱情,更多的政府資源投入,更多的家長支持,以及更多的親師合作。

特許學校絕非萬靈丹

本片完全以正面看待「特許學校」,觀點與之前備受爭議的電影《等待超人》(Waiting For Superman)如出一轍,然而,「特許學校」之興起固然有崩壞的美國公立學校為背景,卻也紛爭不斷,此種將公立學校委外經營的模式,其實就是典型新自由主義教育政策的產物,不過也應該看到,片中家長們迫切盼望將子女轉學至「特許學校」的心情,確實也反映了美國公立學校辦學品質不佳,完全不被家長信任的事實。
然而,「特許學校」最大的問題在於,將公立學校為人詬病的教育品質,完全歸咎於學校與教師,殊不知,美國公立學校之所以崩壞,其實是家長階級、社區社經背景、學生學習成就、校園犯罪、教師流動率過高的惡性循環結果,將問題完全歸咎於教師,不僅有失公允,顯然也無法真正解決問題。事實上,「特許學校」的「成效」也不像官方宣傳的這樣「卓著」,甚至有相當比例的「特許學校」績效還不如公立學校,準此,即便片中「亞當斯小學」(Adams)的委外是正面經驗,也不能類推、誇大「特許學校」的作用,這是我們在觀影時必須有的基本認識。

不適任教師處理應毋枉毋縱

教師素質攸關學校教育成敗,留不住優秀師資是美國公立學校日益衰敗的關鍵,劇中的「亞當斯小學」也有一位不適任教師,其人態度消極、對學生冷漠、對教學毫無熱情,每天行禮如儀的工作就只是為了領薪水,完全符合不適任教師的構成要件。
值得討論的,尸位素餐若此,學校何以無法解聘?甚至未見任何積極輔導措施?對此,電影刻意營造教師工會保護不適任教師的想像空間,然而,反過來看,恰恰說明美國的教師評鑑制度顯然也無法有效處理不適任教師,一個完全不勝任教學工作的老師,卻有可能通過評鑑而確保教職,僅此一端,已經足夠證明評鑑不僅不是教育萬靈丹,甚至有可能反過頭來維護不適任教師的利益。
進一步言,現階段台灣的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就制度而言並無窒礙難行之處,對於不適任教師之基本態度,台灣教師組織之基本立場向來是:依法行政、毋枉毋縱,全國教師會甚至主動辦理數十場次的「疑似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研習」,在在證明教師組織絕不袒護不適任教師。

台灣教師工會積極維護學生受教權

影片中的「賓州教師工會」形象極為強悍、鮮明,予人全力維護會員權益之印象,完全符合台灣官方對教師工會的刻板宣傳,其中,有關教師工會為阻止「亞當斯小學」成為特許學校,不惜造謠、抹黑、收買,以及將「教師權益」、「學生權益」完全對立起來等橋段,更明顯醜化了教師工會,相當程度營造出,教師工會為了會員權益罔顧學生受教權的觀感。
這樣的劇情鋪排,對教師工會不僅有失公允,其實也忽略了美國公立學校教師正飽受新自由主義、特許學校毒害之困境,事實上,「教師權益」與「學生權益」不僅不是對立的概念,甚至應該相輔相成、互為表裡。

▲數千名芝加哥公立學校的教師,在芝加哥的教育局外圍抗議,圖攝於5月23日。(圖文/路透)

實在很難想像,如果教師面對的是動輒民粹掛帥的教育政策、日益惡化的教育環境、逐漸減少的教育投資、以及將所有問題歸咎於教師的官方,基層教師可能有穩定的、熱情的工作士氣嗎?教師工作長期處於不穩定狀態,又如何奢談什麼學生受教品質?準此以觀,教師工會積極確保會員有穩定工作,難道不正是在維護學生權益?
必須再次指出的是,教師工會也必須思考,在當前親師關係不甚和諧的態勢下,工會要如何兼顧「教師權益」與「學生權益」?要以何具體作為贏得家長信任?以全國教師工會為例,為善盡教師組織的社會責任,一年來已陸續開辦「親師諮詢專線」、「中小學特教志工服務計畫」、支持「調高勞工基本工資」等,因為我們深信,親師生有一致的利益,唯有和諧的親師關係才能確保學生的學習品質。

親師應持續對話並展開合作

無可諱言,親師之間對於相關政策確有不同認知與主張,以台灣為例,家長團體長期主張教師應該接受評鑑、不適任教師必須迅速處理等,其對評鑑與處理不適任老師之認知,明顯有異於教師組織。
儘管如此,為了孩子的教育品質,親師應該是合作夥伴的關係,以《永不放棄》劇情為例,無論是要改變學校文化、鼓舞教師士氣、甚至是提出辦學方案,無一不需要親師的信任與合作。也正是為了孩子,針對親師意見並不一致的教師評鑑與處理不適任教師問題,雙方皆有必要開展具體作為:
一、家長團體應重新思考教師評鑑的必要性:就以美國經驗為例,教育評鑑體系也已出現許多問題,諸如形式主義、為爭奪經費而不惜造假等,誠如所見,評鑑制度甚至無法處理片中的不適任教師,試問,如果連不適任老師都可以通過官式評鑑,這樣的評鑑如何獎優汰劣?難道家長們支持的是這種評鑑?這樣的評鑑除了剝奪老師原先用來陪伴孩子的時間外,到底哪裡又利於教育?建議親師持續展開對話、溝通,台灣國民教育不能重蹈美國的覆轍。
二、教師應以具體行動回應家長:有許多教師也具有家長身分,我們深刻理解家長關心孩子學習成就的急切與渴望,教師必須以更為專業的教學品質回應家長的需求,除此之外,針對疑似不適任教師之處理,各級學校教育人員均應有正確認知與作為,避免予人師師相護的觀感,相對地,家長也應看到,現行的教評會、申評會組成並無另作調整之必要,親師合作或可從深化校園民主做起。
親師合作不能再等待,為了孩子的未來,一起行動吧! (全國教師工會文宣部主任)

2012年10月3日 星期三


教育論壇:黑衫教師的運動想像

2012-10-02 台灣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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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德水

教師工會團結928行動雖然獲得各地教師熱情響應,但也引起社會不同意見,這在民主社會本是正常現象,理清這些質疑,或有助於吾人重新思索教師、工會、教育間的關係。
總結各界反對意見,不外是:訴求主軸不夠明確、校園不是抗爭場所、教師抗議是負面示範、教育應該中立(教師不應涉入政治)等。這些質疑分別涉及教師的角色期待、教育與政治的關係、教師工會運動策略的討論,深具探討價值。

老師能不能抗議?

此次928行動其實完全不影響正常校務,但反對者仍然認為老師就該傳道、授業、解惑,也因為這樣的角色期待,他們反對老師動輒對政策提出抗議。
殊不知,人人有表達意見的自由,集體抗議正是人民表達集體意志的重要途徑,現代學校教育裡的老師,不僅肩負教學與輔導學生的任務,更是公民社會的一員,反對老師合理表達意見,不啻等於剝奪其公民權利,或暗示教師非公民,這不僅有違法治國對公民基本權的保障,更意味著在執政者眼中,教師其實只是教書的工具,其本份就是留在教室裡好好教書。
此等認知其實也預設了他們對教育的看法,一言以蔽之,教師就該協助執政者維持社會穩定與統治正當性,教育的核心目的不在於改變社會,而在於鞏固既有社會結構,既如此,教師沒有必要關心公共政策,甚至不必花太多心思參與校務。
應該看到,政府真正懼怕的不是抗議本身,而是連向來扮演穩定秩序的教師都集結起來嗆聲,已然清楚反映社會民心向背,從而動搖執政者的公信力,危及政府的統治基礎,這也是統治集團之所以對教師工會心存忌憚的關鍵。

教育與政治應該是什麼關係?

我們往往不假思索地相信「教育中立」這類說詞,殘酷的是,所謂中立其實建立在真空社會的假設上,須知,教育從來不可能中立,教育事實上也不可能不帶意識形態,該追問的是,我們以什麼樣的意識形態看待教育?以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擬定教育政策?又要以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教育學生?例如:教育是公共化?還是商品化?教育目的是國家導向?還是學生導向?教師是要教導學生適應社會?還是改變社會?
至於有人批評教師帶頭批評執政者,予人涉入政治的不當聯想,竊以為,教師確實不應為政治服務,問題是,教師要求執政者誠信治國是為什麼政治服務?在一切以政黨利益為考量的台灣,除少數超越政治意識形態的公共議題,多數抗爭向來只剩下黨同伐異,參與或不參與考量的多只是政黨本位,而非公共政策本身的良窳,長此以往,台灣逐漸成為一個只有政黨立場、少見政策是非的反公民社會,又何足為怪?

▲2012年9月28日到場抗議的大學教授把訴求的標語掛在教育部的牆上,表達對現行評鑑標準的不滿,要求教育部暫停並檢討大學評鑑標準。(圖文/楊萬雲)

試問,教師難道應該漠視執政者輕諾寡信?如果教師抗議某家執政者就算是涉入政治,那麼,默不作聲、姑息容忍又何嘗不是?教育人員若不能立基是非公理,而自甘為政黨的奴僕,又該以何面目教導孩子捍衛真理?
必須再次指出,教師就是自主公民,教師組織就是專業人員團體,教師組織長期以來之作為,足証公民有自主批判執政者的主體性與主動性,公民團體對政府的監督可以不分顏色,端視執政者之作為是否具有專業性與正當性。此次全國教師工會的928行動,正是教師作為一個自主公民的具體實踐,教師以行動向社會展示:挺身批判是公民社會的體現,人民的姑息將成為失格政客的溫床,這就是老師最好的身教言教,就是一場活生生的公民教育。

教室就是社會改革的基地

儘管教師工會再三強調,928行動是為要求執政者兌現教育承諾的集體行動,不免仍有人批評,活動訴求缺乏深度論述,形成「一件黑衣、各自表述」,此外,家長團體則指稱校園是學習場所,不該成為教師抗爭的戰場。
實際上,觀諸媒體報導內容,總體來說均以正面為主,各地教師工會蒐集之教師回響也極為正面,各校教師回傳之活動影像紀錄,更顯示教師能清楚掌握活動訴求,並以令人意想不到的創意多元呈現,可見教師自主與校園多元文化逐漸生根,論者(林瑞霞/平議928黑衣行動2012.09.30)所言,「此舉雖引發不同意見,但不能否認這次的黑色抗議不但開創我國教育界先例,更提供社會改革運動抗議形式的新思維。」允為公論。
最後,部分團體反對校園成為教師抗爭的戰場,其實恰恰反證了執政者的憂心,同時清楚呈現教師具有改變社會的巨大潛能,在這樣的基礎上,校園不該只是教學的場所,更應該成為教師開展自我對話與自我反省、教師參與校務活動、教師組織關心公共政策的基地。職是,教師工會應持續啟發教師自覺、激揚教師的階級能動性,未來尤應編纂進步教材,鼓勵教師成為發動社會改革的引擎,有朝一日定讓教室成為啟動公民社會的基地。
(全國教師工會文宣部主任)

2012年4月8日 星期日

教育論壇:政策須回歸兒童最佳利益

2012-4-03 台灣立報 作者:羅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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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兒童節,不少縣市政府爭相送出政策利多,不外是兒童節前一天不用帶書包上學、延長下課時間、兒童節當天沒有作業等,不一而足。

媚童政策不值得鼓勵

前揭政策並非始自今日,而是過去幾年教育政策日益媚俗的延伸,尤為警訊的是,有越來越多縣市政府以在兒童節當天推出媚童政策為樂,實有再做斟酌之必要。
無可諱言,縣市長應景地宣布在兒童節當天不背書包、不出作業、延長下課時間等,確實容易獲得小學生的歡迎,多數家長在平常難以長時間陪伴孩子下,似乎也有藉此彌補孩子的心態。儘管如此,在此仍有必要指出媚童政策的幾個問題。
首先,一日媚童難以補償兒童過勞:越來越多統計數據不約而同指出一個殘酷的事實,我們的孩子過勞了,台灣的小學生有名列世界前茅的在校時間與總上課時數、有超長的課後補習、超短的睡眠時間、以及超高的近視率,更面臨親子關係日益疏離、家庭漸趨失能的現實,基此,一日兒童節完全不能掩飾台灣兒童的壓力,也絲毫無法補償兒童權益的損失。
其次,不宜由行政首長統一宣布:教育部門並非不能在兒童節推出相應措施,但實不宜每每由縣市長以利多大放送的模式為之,一來學校本來就有權事先訂定本位課程與學期行事曆,一來也並非所有學校都適合同一種政策措施,我們樂見縣市長關心兒童權益,但顯然應有更高的視野與格局,行政首長平日無力解決台灣兒童的巨大壓力,媚童政策恰恰只能凸顯其無能與譁眾取寵。

回歸兒童最佳利益

進一步言,過去幾年,戕害兒童身心最為劇烈者,正是民選縣、市長的錯誤教育政策,這些政策每每以「為了兒童好」為包裝,諸如:增加其學習節數、提早進行特定科目(如英語)的教學等。
殊不知,「為了兒童好」卻不見得等於維護其最佳利益,何謂「兒童的最佳利益」呢?聯合國在1989年11月20日通過《兒童權利公約》,這是第一部有關保障兒童權利且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公約,規定了兒童應該享有的數十種權利,《兒童權利公約》指明:「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無論是否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關所主持,均應以兒童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慮。」

▲101年台中市慶祝兒童節大會2012年4月2日在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館舉行,學童們開心參與活動,爭相索取贈品。(圖文/中央社)

準此,主其事者推出任何政策都應回歸「兒童最佳利益」原則思考,並兼顧生長權、發展權、遊戲權等兒童特殊基本人權,凡牴觸此等原則者,即便從成人觀點而言立意良善,例如增加學生學習時數等,均非所稱符合兒童最佳利益之作為。

以具體作為保障兒童權益

都說兒童是國家的公共財,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然而,觀諸近來方興未艾的媚童式政策放送,國家的兒童政策顯然仍停留在形式主義階段,教育體系應自我檢討並以具體作為維護、促進兒童權益。茲舉二例說明。
其一,政府虧待國教師生:國民中、小學的師、生、家長,向來是國家推動重大政策的先行者與實驗專區,以行之有年的節能教育為例,每年政府部門辦理之講習與競賽繁多,師生們在校園內也努力配合,不敢稍有鬆懈,但卻不乏有因此扭曲或矯枉過正者,如厲行下課關燈措施,卻無視下課時段仍有學生在教室閱讀、寫作業等,台灣中小學兒童近視率之所以逐年攀升,到高三階段之近視率甚至逼近9成,學校照明設備之老舊與矯枉過正的節能政策,難謂沒有疏失。
何其諷刺,國中小雖然一直是國家推廣重大政策的先行者,但政府給予的相對資源卻遠遠不成比例,政府實在愧對這些推動環保教育的模範生。為此,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日前提出,應全面汰換中小學教室為LED節能燈管,以落實校園節能並維護學童視力,這無疑是一件讓「校園節能、產業發展、學生受益」的事,遠比政府關燈一小時的秀來得具有意義,也遠比延長一天下課時間更能解決問題,成天要求學校厲行節約能源的主管機關,能不慚愧?能不反求諸己?能繼續漠視而毫無作為?
其二,反思學校任務:學校教育固以培養學生基本學科知能為本,但亦不應忽略其培養自主公民之核心任務,基此,所謂人權教育、公民教育也不應只是口號,學校應建構多種途徑,有效結合課程教學與班會、週會實做,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勇於發表意見、傾聽他人不同想法,以涵養其民主素養與法治觀念,這無疑也是各校辦理兒童節慶祝活動時,必須同步思考並展開行動的。(全國教師工會文宣部主任)

2011年8月17日 星期三


教育論壇:北北基聯測的教訓與省思

2011-8-16 台灣立報 作者:羅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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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德水
國中二次基測登記分發已於8月9日放榜,台北市教育局長康宗虎的辭職令同日生效,但即便引起這樣多的風暴,台北市政府之前還是表明傾向續辦北北基聯測,並強調會考更多北北基選定的特定教科書版本內容,特別是國語科與社會科,新任局長丁亞雯在上任第一天亦表示:「一綱一本的政策沒有錯誤,但考試分發過程中出現缺失,若明年續辦,不會再出現高分低就狀況。」看來這場教育災難還會繼續,師生家長的苦難也還不會結束。
▲北北基推動一綱一本政策初衷,主要是要減輕學生學習壓力、家長經濟壓力及老師教學壓力。然而,無論是教科書「一綱一本」或是「一綱多本」,在教育界引發的爭議始終沒有停止。(圖文/中央社)

北北基聯測凸顯的問題

無論北市府如何硬拗,一綱一本與北北基聯測確有明顯錯誤與疏失,在二次基測作業告一段落的此刻,值得各界認真檢討,以免重蹈覆轍。

一人決策的災難:之所以會有北北基自辦基測的規劃,決策源頭當然指向一綱一本,而全案的始作俑者不是別人,正是台北市長郝龍斌。表面上,一綱一本的提出看似為了減輕學生壓力,實質上,全案徹頭徹尾就是選舉操作,郝看準了家長疼惜子女又對教育問題缺乏深入認識,於是以極其簡單的話術,簡化了複雜的教科書與國中升學問題,目的是為了引導家長相信一綱一本可以減輕學生壓力,並使家長支持北北基另辦基測,教育政策不過只是郝為達政治目的的工具而已,其視教育專業如無物之行徑,已經留下惡劣影響與負面示範。
誠如吾人共見,不以專業做為決策依據的北北基聯測,果然引爆一連串危機,輿論群起批評北市府拿教育當兒戲,北市府上下也為此疲於奔命,對策一日數變,所設想的,從政策發想時的如何幫郝市長加分,到爆發接連疏失後只求儘量少扣分,政策思維可說完全以政治為考量,目前看來,一人決策除了影響北北基的師生家長外,更因此付出全民不信任教育政策的昂貴代價,實在得不償失。

教育行政機關缺乏專業擔當:近年來,教育政策日益媚俗化與民粹化,在利益算計下,縣市長更是群起效尤、變本加厲,不惜犧牲教育專業以獲取一己政治利益,北北基一綱一本與共辦基測正是典型「先射箭、再畫靶」的政策制訂模式,然而,光憑縣市長一人,顯然不足以制訂並執行這一系列的政策,讓人遺憾的是,作為教育主管機關的地方教育局與教育首長,不僅無力反對錯誤政策,甚至以其所學為長官的錯誤政策擦脂抹粉,實在是教育人員的負面示範。
持平來說,在縣市長的巨大壓力下,教育官員確實難為,然而,建構一個穩定、尊重專業、可以信任的教育環境,不正是教育官員的主要職責?縣市首長多數不具備教育專業背景,一個唯長官之命是從的教育官員,一個不敢跟上司據理力爭的官員,儘管盡心盡力完成長官託付的任務,但如果執行的是個錯誤的政策,教育官員的執行能力只會更加傷害教育專業,傷害師生家長對教育政策的信心,這也是「英語活化課程」「北北基一綱一本」「自辦基測」等一連串教育事件後,最值得教育官員深思之處。

縣市議會缺乏監督功能:理論上,民意機關負有監督重大教育政策的任務,然而,以北北基聯測之經驗而論,3個市議會多數議員的表現甚至比縣市長、教育官員還要民粹幾分,且看:當初郝龍斌執意採取國中「一綱一本」政策時,除少數進步議員就教育專業提出質疑外,其他不分藍綠的各黨派議員要不是明確表態支持,就是選擇沈默以對,所持理由則與郝龍斌如出一轍,諸如「實施一綱一本可以減輕學生壓力」云云,到了北北基聯測接連爆發疏失,輿論群起反對後,多數議員又隨輿論風向轉而批判北北基聯測,要求郝龍斌停辦北北基聯測,一時之間,別讓孩子成為教育實驗白老鼠的口號,響徹雲霄。
就本案而言,市議會的監督功能,可謂喪失殆盡,眾家議員對北北基的立場,其實亦無黨派之分,除了少數願意尊重教育專業的議員可以頂住民粹壓力,絕大多數議員的態度說穿了只是隨著輿論搖擺,凸顯在民粹當道下,行政部門與民意機關都得低頭的悲哀,值得正視。

認錯、停辦、回歸全國一致性

台北市長郝龍斌與新任局長丁亞雯均再三強調「教育政策有延續性」,北北基聯測僅僅只是「技術疏失」,有了今年的經驗,明年續辦就不會再出現疏失,言下之意,北北基繼續採取「一綱一本」與自辦基測的機會很高。
然而,誠如台師大心測中心所指出的,「考本」或是在考題中增加北北基在地特色,不僅無法減輕學生壓力,亦違背學習原則,窄化教師教學、並導致學生「死背硬記」,實在與所稱減輕學生壓力的說法背道而馳。
再次強調,錯誤政策完全沒有延續的必要性與正當性,唯有認錯、停辦,方能稍稍減少郝市府的責任,面對這樣準備蠻幹到底的態勢,教育部應堅持國中基測「考綱不考本」的專業原則,師生家長亦應加強反對力道,迫使北市府懸崖勒馬,回歸全國一致。
(全國教師工會文宣部主任)

2011年7月23日 星期六

咄咄集:教師工會的時代意義

2011-7-20台灣立報   作者:羅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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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德水
總統馬英九15日在「100年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追思儀式」上,頒發回復名譽證書予受難者及家屬代表,並返還政治受難者黃溫恭先生生生前寫給家人的5封家書,馬總統再次代表政府表達誠摯歉意,希望國人共同記住歷史教訓,莫讓憾事再度發生。
從李登輝執政時期開始,每年的解嚴紀念日,歷朝政府總有紀念儀式與公開講話,象徵政府對戒嚴時期剝奪民權的反省,事實上,馬政府執政以來,也確實在法制面做出一連串的鬆綁,包括主動通過《兩公約暨其施行法》、修正《工會法》,並於今年5月1日與《團體協約法法》、《勞資爭議處理法》一同施行。然而,社會的進步顯然無法僅憑藉法制面的鬆綁,在教師工會的籌組過程中感觸尤深,教師應如何看待這段歷史?如何反省教師自身的定位?如何在工會成立後賦予教師新的時代使命?在紀念解嚴24週年的此刻,尤其值得教師深思。
教師工會組織過程,來自教育界最常見的質疑是,為何好好的老師不當,卻要去當一個工人?這樣的質問,清楚映照出教育體系保守、秩序、穩定、統一的氛圍,在此一思維脈絡下,官方甚至是教師本身加諸於教師工會的負面批評也就再正常不過了,說到底,整體社會理想的教師圖像說就是「乖乖教書」,問題在於,這難道真是台灣教師的全貌?
長期的教育戒嚴不僅讓教師的思考漸趨一元化,顯然也扭斷了教師與前輩教師光榮歷史的連結,回顧歷史,台灣的教師其實不曾在政治與社會的改革中缺席,從戰前挺身糾合社會力與殖民當局對抗,乃至於戒嚴時期因為信仰社會主義、主張民主人權,遭當權者判刑入獄,甚至因此犧牲生命者,許多我們熟悉的名字,從簡吉、呂赫若、鍾浩東到柯旗化,其實都是中小學教師出身,工具化從來不該是教師的宿命,關心社會公義、勇於挑戰威權恰恰才是台灣教師的光榮傳統。
質言之,教師工會不僅應該關心教育事務,尤應步出教室、關心公共議題,以善盡教師的社會責任,進一步言,教師不僅必須參與公共事務,更應一如歐美日各國的教師工會,成為引領進步價值的重要力量,以日本教職員組合為例,自成立以來即力主嚴肅面對歷史教訓,致力反對軍國主義,更主張聯合工農,堅定左派的理念與路線,以實現社會公義,足為台灣教師工會借鏡。
教師工會就是教師自覺與民主參與的歷程,就是教師關心社會公義,引領進步價值的具體實踐,這才是教師的使命,這才是教師工會的時代意義。
(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