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胎的道德悲愴性（上）~羅秉祥
2008-02-14基督教論壇報
2007年1月初我與家人到台灣玩，在中國時報看到一個標題為「婦團反動員，優保法修正案流產」的新聞，其中有一張很大的照片，上面的人很可愛，旁邊有一個大的標語，寫著：「我們譴責戰爭，卻同意墮胎」。
我覺得這句話有語病，因它所說的譴責戰爭，是從道德立場來譴責戰爭。墮胎法律之修改則主要是法律問題。
法律上的墮胎權
法律無法制止或容許戰爭，因為沒有這樣的國際法。而墮胎則可透過國內法律容許或禁止進行。國家在法律上容許一些人進行墮胎，讓其合法，並不必然因為我們大家都同意這行為是好的，而讓它合法，而只是在法律上讓婦女有墮胎的權利，為什麼呢？
1.墮胎或不墮胎的決定由婦女自己做，不是由政府（如立法委員等，其實大部分都是男人做的決定）做，應把這個決定權利還給婦女自己。婦女的決定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但關鍵是由她本人來做決定。
2.事實上，婦女意外懷孕，絕大部分的情況男人要負更大責任。社會若透過法律規定孕婦應繼續懷孕和生育，便是強制她要獨立承擔一切責任與壓力，把本來是兩個人的責任（甚至婦女負的責任還較少），強迫一個只要負一部份責任的人去承受所有責任。
這種情況下，婦女若墮胎，便成為道德譴責的箭靶，甚至要受刑罰，對婦女是不公平的。國家法律應該公平，所以站在法律上來說，婦女墮胎應受容許才對。
合法≠合道德
但是合法並不等於合道德，這點很重要的。有法律權利去做一件事，是在法律上容許，並不表示也有道德權利去做該事，在道德上是容許的。
也就是說，法律如果沒有規定這行為是錯的，假如有人做了，就不能用法律來處罰；但在法律上沒有錯，並不表示在道德上沒有錯。
因此，某行為不犯法，並不表示你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去做，也不表示其他人都一定要同意你所做的。
不犯法，只是不能用法律刑罰來制裁而已。例如，自殺在台灣是不犯法的，若你自殺不成功，政府也不能把你抓去懲罰。
雖然不犯法，我們也不會因此鼓勵大家去自殺，我們會勸他不要做，因為我們認為自殺是不對的。所以合法和合道德是完全不同的層面。
以香港來說，通姦是不犯法的（但可以成為申請離婚的合法理由），也就是說法律不會處罰通姦的人。雖然如此，香港人也不會理直氣壯地去通姦，認為既有法律保護，就可以放膽通姦。
因為一般人仍然認為：通姦在道德上是錯的。在香港買賣性服務，只要是個別的嫖客與妓女交易，也都不犯法的，但有組織的賣淫就犯法。同樣地，社會上不會因此而認為賣淫與嫖妓在道德上是對的。所以法律的允許與道德的同意是兩回事，所以我們的立場可以是「法律允許，道德反對」。
行使權利的方式
有權利去做一件事情，並不等於這件事情是對的；有自由去做一件事情，並不等於做這件事情在道德上是對的。
例如我辛辛苦苦賺錢買了一個筆記本電腦，買了之後才發現愈看愈不順眼，所以我就把它在地上摔壞，想另外再買一個。我有權利這樣做，因那是我個人的財產，但這樣做就會覺得太浪費，而有道德罪惡感。
換言之，盡管我們有權利去做一件事，但我們行使權利的方式可能是錯的。
例如公車上很擠，有人坐，有人站，先到先坐，有空位時我就有權利坐。但若有孕婦或老人家就站在前面時，我雖有不容剝奪的權利可以繼續坐，仍在道德上會覺得是錯的，讓座才是對的。
所以有權利做某事並不表示其他人都應同意你這樣做是對的，這兩回事必須要分開。
有權利卻不一定對
舉個例子來說，香港有個人叫斌仔，因一次意外而四肢癱瘓長期臥床，他用牙齒咬著筷子打電腦，打了一封很長的信給香港特首董建華，要求安樂死。
各大媒體把信公布而引起很大的有關安樂死的討論，霍金（Hawking）2006年來訪香港，召開記者招待會時，被問到對斌仔要求安樂死的看法，他的回答是：「我想他有權按自己意願結束他的生命，可是他若這樣做，我認為將是一件很大的錯誤」（I think he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end his life, if he wants. But I think it would be a great mistake.）。
這兩句好像前言不對後語，第一句說「你有權這樣做」，第二句又說：「你這樣做不對，是犯一個很大的錯誤」。這位頂尖的科學家到底在說什麼？
基本上，第一句所說的權利是法律上的，法律給他自由選擇，但他若照著去做，在道德判斷上是犯一個大的錯誤，因為霍金繼續說，「天生我才必有用，我們無論何人都可在某些事上做的好」（However bad life may seem,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you can do, and succeed at.）。
總言之，有權利去做的事，並不必然是對的。
立場只能挑一邊？
我在美國讀書時，開始接觸到有關墮胎的討論，我最不滿意的就是把雙方對立起來，要就是「贊成婦女有墮胎權（Pro-Choice）」，否則便是「反對墮胎（Pro-Life）」，兩軍對決，必須擇其一。
我覺得兩個都贊成，並不矛盾，因為Pro-Choice是把決定權歸還給婦女，她做的事情我們可以不同意，但不用法律的手段來制裁她，不會因為她墮胎而被抓去坐牢或受懲罰。但若不用法律制裁，那要怎麼辦呢？就是用道德教育與各種遊說。
所以我們會勸別人說：「智慧地使用你的選擇！（Use your choice wisely.）」這不是說把選擇權給你後，你怎麼用都是對的，而是要好好使用你的選擇，不要做一個可怕的選擇（Do not make a terrible choice.）。
因為選擇本身是空洞的，Pro-choice是把選擇權歸還給婦女，但如何使用這權利是有好壞之分的，所以在墮胎的議題上把選擇權歸還婦女後，我們要勸她在選擇上應當要尊重生命（Respect human life in your choice）。
是用妳的自由權利去選擇生命，不是用法律強迫妳的，是妳用自己的選擇去肯定生命，所以Pro-Choice與Pro-Life這兩個立場根本就不需要對立起來─pro-Choice 並不必然就pro-abortion─反對墮胎，也並不一定反對女權。
對，卻很悲愴
我在《黑白分明》一書中用了三章討論墮胎，有些地方寫得還不夠完整。後來寫了些調整的文章，特別是1993年12月及1994年1月的《今日華人教會月刊》中，我寫了〈道德判斷的類別〉，又在1995年1月同刊物刊登了〈道德生活的悲愴性〉，最接近今天我所要講的調子。
我後來我又寫了一篇文章〈非黑即白二分法的壞鬼倫理觀〉，收在楊牧谷牧師所編的《壞鬼神學》第七章。
那本書由十篇文章組成，裡面大部分文章，都獨立改編成一本漫畫，所以我所寫的文章也編成一本漫畫，書名是《壞鬼神學漫畫版6》（香港明風出版社）。
我對這本漫畫還挺滿意，特別是關於「對而悲愴」與「錯而可諒解」，這兩個題目在《黑白分明》當中很少提到，但在討論墮胎時卻非常需要。
互動原則：求同存異
我們討論墮胎問題不只是在教會，也希望和社會有互動，其中第一個原則是求同存異。
中國大陸導演田壯壯在1988年拍了一個電影，名為「特別手術室」（從沒公開公演，被禁了17年，於2005年出了DVD）。片子內講到很多與墮胎有關的社會問題。
在中國大陸墮胎是完全合法，這個影片的導演卻看到在墮胎政策之後，背後有很多的社會悲劇。
他用一個普通寫實電影的方式拍攝，探討墮胎完全自由的社會背後許多令人痛心的問題。有趣的是，這裡面的女人要去墮胎時都說這是我的孩子，要打掉孩子，懷孕時也說我有了孩子，我想很多地方一般人都會這樣講。
在香港，大部分懷孕女子都稱胎兒為「BB」、「孩子」。她不會說我懷了胚胎，而認為那是一個孩子。
承認在懷孕婦女腹中的是一個孩子，這已足夠成為我們與社會對話的共同基礎。我們可以思考：有必要逼社會也承認一個受精卵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人？我覺得其實沒有必要。
在教會裡我們可以這樣講，但與社會對話時，應該是求同存異，只要是大家都關心墮胎問題，也都能接受所懷的胎是孩子，我就有共同起步點來討論了。
掙扎後的決定
分享一個Ivy的個案。我心裡本來有個焦慮，就是我男性的身分，實在是先天上不適合討論這個問題的一個因素。所以，我在網上到處找一些個案，協助道德分析，因為沒有個案來講就很空洞。
我在網路找到這樣一個香港個案，大意是有一個大學生，因為意外懷孕，非常難過，就馬上到香港的「家庭計畫指導會」請人幫忙。
她原本以為進去要求墮胎，就可以馬上墮胎，結果不行，要先輔導。輔導完，她覺得墮胎很殘忍，很難過，就不忍心拿掉，想把孩子留下來。
她面臨道德兩難，一方面知道墮胎不對，不想這樣做；但另一方面，她的心裡有三個顧慮：
1.她還在唸書，想把大學唸完。
2.如果生下來，無法好好照顧孩子，因書沒唸完，找好工作也難，在艱難的環境中要把孩子帶大很困難。
3.與男朋友在一起一年，但不確定要結婚，如果將來分開了，這個孩子就必須由單親媽媽來撫養。
因著這些顧慮，最後還是決定要墮胎。她要求全身麻醉，不想聽到手術的聲音，帶來陰影。但她要求墮胎下來的胎兒不可丟掉，要還給她，並把他埋葬。
在一番內疚與自責後，在輔導員協助下，最後她的生命有了很大的改變。對於孩子，她一直銘記在心，也領悟到責任感，明白做人不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不能只是跟著感覺走，最後她更確認性關係只應該存在於夫妻之間。
不願承擔的男人
英國的University College，London的小兒科醫師及教授John Wyatt在1998年出版了一本書《人命關天》（Matters of Life and Death），裡面第六章討論墮胎。
他引用1996年8月8日英國的一個晚報The Evening Standard的報導，記者訪問8個有墮胎經驗的婦女，每一個婦女的經驗都是非常的難過，大部分墮胎的原因是男朋友或丈夫不接受有孩子，這些男人不願意承擔有孩子的結果。
作者感嘆說：「我讀到這些敘述時，體會到社會上有那麼多絕望的婦女，默默地含辛茹苦，而深感難過。…所以，社會上流產爭論的唇槍舌劍，就算沒有實際傷害，也那麼無補於事。每當有人用指責的、叫人難堪口吻，數落流產的不是，就好像刀一樣，在那麼多聽者的心坎裡，靜靜地扎著」（214頁）。
換言之，這些墮胎的婦女內心都知道墮胎是不好的；有一些婦女希望以後一定要能生孩子，如果不能，就是上天給她們的懲罰。
道德判斷視情況而定
哥林多前書十章討論到要不要吃拜過偶像的食物，保羅的答案模稜兩可：
1.假如你在廟堂裡面和他們一起吃，就是與偶像相交，那是絕對不行。
2.如果從菜市場買回家，就存著感恩的心去吃。
3.如果去朋友家，他將拜過偶像的肉給你吃，卻沒有說明，也可以吃。
4.同樣在朋友家吃飯，若有一個剛信主的弟兄很軟弱，他投訴說為什麼你信主這麼久還吃這種東西，那就不行；是為了他軟弱良心的緣故，免得他信心跌倒，就不要吃。
這四種情形都有拜過偶像的肉和吃肉的人，但保羅對行為對錯的判斷不一樣，原因是同樣的行為，因為處於不同的情況脈絡，便會有不同的道德性質。
就像看電影一樣，畫面開始時是短鏡頭，只看到局部，看不出來是什麼，等慢慢把鏡頭往後拉，所看到的場景就愈來愈大，便看清楚原來是怎麼一回事。（待續）
我覺得這句話有語病，因它所說的譴責戰爭，是從道德立場來譴責戰爭。墮胎法律之修改則主要是法律問題。
法律上的墮胎權
法律無法制止或容許戰爭，因為沒有這樣的國際法。而墮胎則可透過國內法律容許或禁止進行。國家在法律上容許一些人進行墮胎，讓其合法，並不必然因為我們大家都同意這行為是好的，而讓它合法，而只是在法律上讓婦女有墮胎的權利，為什麼呢？
1.墮胎或不墮胎的決定由婦女自己做，不是由政府（如立法委員等，其實大部分都是男人做的決定）做，應把這個決定權利還給婦女自己。婦女的決定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但關鍵是由她本人來做決定。
2.事實上，婦女意外懷孕，絕大部分的情況男人要負更大責任。社會若透過法律規定孕婦應繼續懷孕和生育，便是強制她要獨立承擔一切責任與壓力，把本來是兩個人的責任（甚至婦女負的責任還較少），強迫一個只要負一部份責任的人去承受所有責任。
這種情況下，婦女若墮胎，便成為道德譴責的箭靶，甚至要受刑罰，對婦女是不公平的。國家法律應該公平，所以站在法律上來說，婦女墮胎應受容許才對。
合法≠合道德
但是合法並不等於合道德，這點很重要的。有法律權利去做一件事，是在法律上容許，並不表示也有道德權利去做該事，在道德上是容許的。
也就是說，法律如果沒有規定這行為是錯的，假如有人做了，就不能用法律來處罰；但在法律上沒有錯，並不表示在道德上沒有錯。
因此，某行為不犯法，並不表示你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去做，也不表示其他人都一定要同意你所做的。
不犯法，只是不能用法律刑罰來制裁而已。例如，自殺在台灣是不犯法的，若你自殺不成功，政府也不能把你抓去懲罰。
雖然不犯法，我們也不會因此鼓勵大家去自殺，我們會勸他不要做，因為我們認為自殺是不對的。所以合法和合道德是完全不同的層面。
以香港來說，通姦是不犯法的（但可以成為申請離婚的合法理由），也就是說法律不會處罰通姦的人。雖然如此，香港人也不會理直氣壯地去通姦，認為既有法律保護，就可以放膽通姦。
因為一般人仍然認為：通姦在道德上是錯的。在香港買賣性服務，只要是個別的嫖客與妓女交易，也都不犯法的，但有組織的賣淫就犯法。同樣地，社會上不會因此而認為賣淫與嫖妓在道德上是對的。所以法律的允許與道德的同意是兩回事，所以我們的立場可以是「法律允許，道德反對」。
行使權利的方式
有權利去做一件事情，並不等於這件事情是對的；有自由去做一件事情，並不等於做這件事情在道德上是對的。
例如我辛辛苦苦賺錢買了一個筆記本電腦，買了之後才發現愈看愈不順眼，所以我就把它在地上摔壞，想另外再買一個。我有權利這樣做，因那是我個人的財產，但這樣做就會覺得太浪費，而有道德罪惡感。
換言之，盡管我們有權利去做一件事，但我們行使權利的方式可能是錯的。
例如公車上很擠，有人坐，有人站，先到先坐，有空位時我就有權利坐。但若有孕婦或老人家就站在前面時，我雖有不容剝奪的權利可以繼續坐，仍在道德上會覺得是錯的，讓座才是對的。
所以有權利做某事並不表示其他人都應同意你這樣做是對的，這兩回事必須要分開。
有權利卻不一定對
舉個例子來說，香港有個人叫斌仔，因一次意外而四肢癱瘓長期臥床，他用牙齒咬著筷子打電腦，打了一封很長的信給香港特首董建華，要求安樂死。
各大媒體把信公布而引起很大的有關安樂死的討論，霍金（Hawking）2006年來訪香港，召開記者招待會時，被問到對斌仔要求安樂死的看法，他的回答是：「我想他有權按自己意願結束他的生命，可是他若這樣做，我認為將是一件很大的錯誤」（I think he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end his life, if he wants. But I think it would be a great mistake.）。
這兩句好像前言不對後語，第一句說「你有權這樣做」，第二句又說：「你這樣做不對，是犯一個很大的錯誤」。這位頂尖的科學家到底在說什麼？
基本上，第一句所說的權利是法律上的，法律給他自由選擇，但他若照著去做，在道德判斷上是犯一個大的錯誤，因為霍金繼續說，「天生我才必有用，我們無論何人都可在某些事上做的好」（However bad life may seem,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you can do, and succeed at.）。
總言之，有權利去做的事，並不必然是對的。
立場只能挑一邊？
我在美國讀書時，開始接觸到有關墮胎的討論，我最不滿意的就是把雙方對立起來，要就是「贊成婦女有墮胎權（Pro-Choice）」，否則便是「反對墮胎（Pro-Life）」，兩軍對決，必須擇其一。
我覺得兩個都贊成，並不矛盾，因為Pro-Choice是把決定權歸還給婦女，她做的事情我們可以不同意，但不用法律的手段來制裁她，不會因為她墮胎而被抓去坐牢或受懲罰。但若不用法律制裁，那要怎麼辦呢？就是用道德教育與各種遊說。
所以我們會勸別人說：「智慧地使用你的選擇！（Use your choice wisely.）」這不是說把選擇權給你後，你怎麼用都是對的，而是要好好使用你的選擇，不要做一個可怕的選擇（Do not make a terrible choice.）。
因為選擇本身是空洞的，Pro-choice是把選擇權歸還給婦女，但如何使用這權利是有好壞之分的，所以在墮胎的議題上把選擇權歸還婦女後，我們要勸她在選擇上應當要尊重生命（Respect human life in your choice）。
是用妳的自由權利去選擇生命，不是用法律強迫妳的，是妳用自己的選擇去肯定生命，所以Pro-Choice與Pro-Life這兩個立場根本就不需要對立起來─pro-Choice 並不必然就pro-abortion─反對墮胎，也並不一定反對女權。
對，卻很悲愴
我在《黑白分明》一書中用了三章討論墮胎，有些地方寫得還不夠完整。後來寫了些調整的文章，特別是1993年12月及1994年1月的《今日華人教會月刊》中，我寫了〈道德判斷的類別〉，又在1995年1月同刊物刊登了〈道德生活的悲愴性〉，最接近今天我所要講的調子。
我後來我又寫了一篇文章〈非黑即白二分法的壞鬼倫理觀〉，收在楊牧谷牧師所編的《壞鬼神學》第七章。
那本書由十篇文章組成，裡面大部分文章，都獨立改編成一本漫畫，所以我所寫的文章也編成一本漫畫，書名是《壞鬼神學漫畫版6》（香港明風出版社）。
我對這本漫畫還挺滿意，特別是關於「對而悲愴」與「錯而可諒解」，這兩個題目在《黑白分明》當中很少提到，但在討論墮胎時卻非常需要。
互動原則：求同存異
我們討論墮胎問題不只是在教會，也希望和社會有互動，其中第一個原則是求同存異。
中國大陸導演田壯壯在1988年拍了一個電影，名為「特別手術室」（從沒公開公演，被禁了17年，於2005年出了DVD）。片子內講到很多與墮胎有關的社會問題。
在中國大陸墮胎是完全合法，這個影片的導演卻看到在墮胎政策之後，背後有很多的社會悲劇。
他用一個普通寫實電影的方式拍攝，探討墮胎完全自由的社會背後許多令人痛心的問題。有趣的是，這裡面的女人要去墮胎時都說這是我的孩子，要打掉孩子，懷孕時也說我有了孩子，我想很多地方一般人都會這樣講。
在香港，大部分懷孕女子都稱胎兒為「BB」、「孩子」。她不會說我懷了胚胎，而認為那是一個孩子。
承認在懷孕婦女腹中的是一個孩子，這已足夠成為我們與社會對話的共同基礎。我們可以思考：有必要逼社會也承認一個受精卵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人？我覺得其實沒有必要。
在教會裡我們可以這樣講，但與社會對話時，應該是求同存異，只要是大家都關心墮胎問題，也都能接受所懷的胎是孩子，我就有共同起步點來討論了。
掙扎後的決定
分享一個Ivy的個案。我心裡本來有個焦慮，就是我男性的身分，實在是先天上不適合討論這個問題的一個因素。所以，我在網上到處找一些個案，協助道德分析，因為沒有個案來講就很空洞。
我在網路找到這樣一個香港個案，大意是有一個大學生，因為意外懷孕，非常難過，就馬上到香港的「家庭計畫指導會」請人幫忙。
她原本以為進去要求墮胎，就可以馬上墮胎，結果不行，要先輔導。輔導完，她覺得墮胎很殘忍，很難過，就不忍心拿掉，想把孩子留下來。
她面臨道德兩難，一方面知道墮胎不對，不想這樣做；但另一方面，她的心裡有三個顧慮：
1.她還在唸書，想把大學唸完。
2.如果生下來，無法好好照顧孩子，因書沒唸完，找好工作也難，在艱難的環境中要把孩子帶大很困難。
3.與男朋友在一起一年，但不確定要結婚，如果將來分開了，這個孩子就必須由單親媽媽來撫養。
因著這些顧慮，最後還是決定要墮胎。她要求全身麻醉，不想聽到手術的聲音，帶來陰影。但她要求墮胎下來的胎兒不可丟掉，要還給她，並把他埋葬。
在一番內疚與自責後，在輔導員協助下，最後她的生命有了很大的改變。對於孩子，她一直銘記在心，也領悟到責任感，明白做人不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不能只是跟著感覺走，最後她更確認性關係只應該存在於夫妻之間。
不願承擔的男人
英國的University College，London的小兒科醫師及教授John Wyatt在1998年出版了一本書《人命關天》（Matters of Life and Death），裡面第六章討論墮胎。
他引用1996年8月8日英國的一個晚報The Evening Standard的報導，記者訪問8個有墮胎經驗的婦女，每一個婦女的經驗都是非常的難過，大部分墮胎的原因是男朋友或丈夫不接受有孩子，這些男人不願意承擔有孩子的結果。
作者感嘆說：「我讀到這些敘述時，體會到社會上有那麼多絕望的婦女，默默地含辛茹苦，而深感難過。…所以，社會上流產爭論的唇槍舌劍，就算沒有實際傷害，也那麼無補於事。每當有人用指責的、叫人難堪口吻，數落流產的不是，就好像刀一樣，在那麼多聽者的心坎裡，靜靜地扎著」（214頁）。
換言之，這些墮胎的婦女內心都知道墮胎是不好的；有一些婦女希望以後一定要能生孩子，如果不能，就是上天給她們的懲罰。
道德判斷視情況而定
哥林多前書十章討論到要不要吃拜過偶像的食物，保羅的答案模稜兩可：
1.假如你在廟堂裡面和他們一起吃，就是與偶像相交，那是絕對不行。
2.如果從菜市場買回家，就存著感恩的心去吃。
3.如果去朋友家，他將拜過偶像的肉給你吃，卻沒有說明，也可以吃。
4.同樣在朋友家吃飯，若有一個剛信主的弟兄很軟弱，他投訴說為什麼你信主這麼久還吃這種東西，那就不行；是為了他軟弱良心的緣故，免得他信心跌倒，就不要吃。
這四種情形都有拜過偶像的肉和吃肉的人，但保羅對行為對錯的判斷不一樣，原因是同樣的行為，因為處於不同的情況脈絡，便會有不同的道德性質。
就像看電影一樣，畫面開始時是短鏡頭，只看到局部，看不出來是什麼，等慢慢把鏡頭往後拉，所看到的場景就愈來愈大，便看清楚原來是怎麼一回事。（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