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關懷政治的藝術~福音與文化的五種互動模式(一)
作者:蔡麗貞
2008-03-11基督教論壇報
2008年一月下旬，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先生在日本接受產經新聞採訪時，表達台灣政局應該有制衡，既然立法院是國民黨佔優勢，那麼可以考慮支持民進黨總統候選人。
此言一出，立刻在台灣媒體引起熱烈討論。次日公視七點新聞的尖峰對話節目，邀請人本教育基金會的史英先生與國民黨發言人蘇俊賓列席對話，同時也採訪幾位台大學生的意見。
其中幾位學生表示：政治歸政治，學術歸學術，李遠哲先生不應該去蹚這池渾水。甚至有網路族群說，李遠哲先生在學術上是巨人，但在政治上可能是侏儒。
史英先生認為這種二分法是不妥當的態度，事實上每位公民都有責任關懷政治，每個人都有表達意見的自由與權力，因此應該尊重他人的意見，這才是民主國家進步的現象。我想就從這點開始談起吧！
聽到這些受訪學生的發言，感覺非常熟悉，長久以來，教會就是抱著這樣的心態「政治歸政治，宗教歸宗教」，唯恐倘入政教糾葛的渾水。但這十多年來台灣的教會界，包括神學界，漸漸在調適、修正，對「政教分離」的定義清楚許多。社會學家瞿海源先生認為所謂「政教分離」是指國家與教會的分隔，非指政治與宗教的分離，也就是說政府不能用國家的資源去幫助或限制一個宗教團體。
政治歸政治 宗教歸宗教？
同樣的宗教團體也不能進到國家體制中擴充自身勢力，但是宗教與政治都是屬於社會的一部份，兩者間必然有一些重疊或對立。身為公民，不論他是某宗教團體的成員，一定會面對關懷政治的議題。我用「藝術」這兩個字，就是希望教會以比較輕鬆、平常的心情去看待，就如我們關懷其他社會議題一樣。
兩千年的教會歷史中，教會在關懷社會這個議題上學習不少功課，每個時代的教會按照自己的神學路線，在與社會互動時，採取最適合自己教會生態的模式。
二十世紀神學家尼布爾的名著《基督與文化》，提供幾個福音與文化關係的模式，或說，歷史中教會與社會的互動、教會對文化的態度可分成五種模式：反文化、順應文化、超越文化、相反相成、改造文化。每個模式各有其優、缺點。
或曰：「福音本身就是一種文化」，這句話我既不否認，也不完全贊同，它的確反映了福音與文化之間密切又具張力的弔詭關係。
每一個模式都有代表的教會團體或人物。每一個代表的團體或人物不全然只屬於一個模式，可能兩、三個模式的結合，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模式。
這五種模式都有聖經經文做根據，有時相同的模式不代表神學相同。如加爾文與約翰衛斯理皆屬於第五派（文化改造派），但是加爾文注重神在世界文化中的掌權，約翰衛斯理則強調教會在文化中的責任。有時，代表人物的理論也許不錯，但是他在世時因緣際會，以致所採取的實踐行動卻顯得極端或捉襟見肘。
一、反文化模式（修道主義興起對抗腐化）
此派是屬於兩極化的二分法，將世界與教會（基督）對立，不但反對世界文化，也反對教會組織（如暴力剷除異己的異端裁判所），拒絕參與文化活動，認為那是與基督的溫柔、謙卑的生命衝突。
世界與上帝 只擇其一
「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哥林多前書一章18～21節）。「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約翰壹書二章15節）。
修道主義在中世紀大為風行，是因為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化以後，教會不免世俗化，神職人員也漸腐化，大批的異教徒湧進了教會，信徒的品質低落。一班有志之士，想跟世俗的宗教劃清界線，出世的思想漸提升。修道院成為當時對抗腐化教會制度的一種理想型態。
反文化模式之缺點
1.教會無法自絕於社會之外。
修道主義的第一個缺點是錯誤的聖潔觀，認為這個世界既然墮落，為了避免被污染，唯一途徑就是遁世，切斷罪惡的機會。這是出世的個人主義，只想獨善其身，明哲保身，逃避社會責任。經過改善以後的修道主義已經肩負起社會服務、福音廣傳的責任。但是基本上修道主義在對社會責任上的態度是比較消極的。
福音的核心雖有排他性，但是福音卻又是透過文化（希伯來文化、希臘文化）宣揚。人無法自絕或孤立於文化之外。當福音傳到一地時，教會需借助文化的用語與思想；翻譯聖經也需面對文化轉換層面；而且當地基督徒已經是文化的產物，就算這些基督徒不屬乎文化，文化也已經是他生活的一部份，他頂多只能在神的權威之下修正或選擇若干文化。
何況當教會逐漸形成自己的組織後，也有自己的文化，如何維持、管理、懲戒，都須制度，甚至借用原先文化的管理方式，而教會文化也有罪惡。
罪不在文化，而在人性
其實罪不在文化中，而在人性中。基督徒與世俗的差別，只不過在於基督徒較能意識到罪的存在，較認清、接受罪彌漫各處的可怕事實，因而對人性的失望、對人性的悲觀，轉而仰望神的幫助。
2.把社會關懷、文化活動拱手讓給外邦人經營。
太強調個人，對社會缺乏責任感，信仰呈現內向化的發展，信仰純粹是個人性的抉擇。中國教會受王明道影響甚深，對社會關懷、政治參與很忌諱，常以社會福音的大帽子來壓人，再加上聚會所系統的教會所教導的三元論之影響，反對理智、悟性的思考、分析層面活動，認為感情、意志都是屬魂的，是較不屬神管轄的自我擴張，因此與社會文化的互動也不具意義，漸漸輕易地把社會關懷、文化活動，拱手讓給世界人士去經營。如此一來，我們的教會就更名正言順地成為異教文明地盤。
王明道年輕時即立志做約翰衛斯理，想透過宗教復興引發社會改革。然而王明道在擔任青年會會長的實際經驗，看見基督徒在教會圈內沽名釣譽，原本要求改革社會的學生運動，竟成了搗亂社會的力量，使他澈悟改革社會之先，必須先改造自己。
王明道引用但以理書第二章「非人手鑿出的石頭」打碎地上的列國，斷言現世社會與天國之間沒有連續性。個人除罪重生，才是改革社會正本清源的辦法。「福音不是為改良社會，但社會卻因著有人信從了福音便得了利益」。
俄羅斯的基督徒文學家托爾斯泰原為貴族，繼承龐大遺產，中年退隱到修道院，把錢財交給妻子，妻子卻不善於理財，被不誠實的管家搞得財產虛耗，甚至有農奴被虐待、活埋沙穴中致死。
福音的核心是反文化
托爾斯泰的女兒描述道：「我罕見家父如此狼狽、憤怒，他對家母說，不可能發生此事，絕不可能，妳若要財產，就必須善加管理，否則就要完全拋棄。」這話暴露基督徒進退維谷的窘態：一方面不屑文化，卻又不能離捨它。
反文化模式之優點
1.福音的核心是反文化的。
抓住福音的核心精神：十字架的道理，在滅亡的人為愚拙，在得救的人，卻是神的大能。我個人堅持，福音的核心內容基本是「反文化」的，基督福音進入每個文化都會格格不入，而棄絕世界的價值觀，也是每一位基督徒必經的過程。當人對文明失望時，才會積極渴求天國降臨。愈是接近福音的核心，愈是反文化。
以神為中心的思想，在每種文化都會格格不入，福音初傳到各國時都曾引起反感排斥。
英國文學家魯益師（C. S. Lewis）說：「對現世貢獻最大的基督徒，常是最渴望來世的基督徒。專注天家，你就能掌握地球；專注世界，你與天地俱失」，當人對文明失望時，才會積極渴求天國降臨。值得留意的是：過去我們都認為，反文化的修道主義拋棄社會責任，但其實修道院曾是最有效率的宣教團體（Bosch，《更新變化的宣教》，頁324）。
今天社會道德解體的現象，不是因為教會未勇敢發言抗爭、影響政府立法，而是因為教會未努力傳福音。教會最好還是忠心扮演神賦予她的角色，好好宣講主的道，領人歸主。信主的人多了，社會風氣自然改善。教會應學效保羅，專心傳道，主的道興旺了，廟宇的香火也會自動斷絕（使徒行傳十九章）。
但也有人認為修道主義對承擔眾多責任（家庭、社會、教會等等）的現代人而言，是太奢侈的生活方式。
2.為腐敗社會的清流。
修道士透視寄居、客旅的人生觀，拿得起、放得下，淡泊名利，簡樸生活，知足常樂，不將安全感寄託在看得見的財物、名利地位、熟悉的環境與工作上。
憎恨之處播下神的愛
法蘭西斯的禱告詞令人動容，成為許多人的座右銘（甚至曾被台灣政治人物引用）：「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處播下你的愛，在傷痕之處播下你的寬恕，在懷疑之處播下信心，在絕望之處播下你的盼望，在幽暗之處播下你的光明，在憂愁之處播下了歡愉。哦，主啊！求你使我少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愛，但求全心付出愛」。／中華福音神學院
此言一出，立刻在台灣媒體引起熱烈討論。次日公視七點新聞的尖峰對話節目，邀請人本教育基金會的史英先生與國民黨發言人蘇俊賓列席對話，同時也採訪幾位台大學生的意見。
其中幾位學生表示：政治歸政治，學術歸學術，李遠哲先生不應該去蹚這池渾水。甚至有網路族群說，李遠哲先生在學術上是巨人，但在政治上可能是侏儒。
史英先生認為這種二分法是不妥當的態度，事實上每位公民都有責任關懷政治，每個人都有表達意見的自由與權力，因此應該尊重他人的意見，這才是民主國家進步的現象。我想就從這點開始談起吧！
聽到這些受訪學生的發言，感覺非常熟悉，長久以來，教會就是抱著這樣的心態「政治歸政治，宗教歸宗教」，唯恐倘入政教糾葛的渾水。但這十多年來台灣的教會界，包括神學界，漸漸在調適、修正，對「政教分離」的定義清楚許多。社會學家瞿海源先生認為所謂「政教分離」是指國家與教會的分隔，非指政治與宗教的分離，也就是說政府不能用國家的資源去幫助或限制一個宗教團體。
政治歸政治 宗教歸宗教？
同樣的宗教團體也不能進到國家體制中擴充自身勢力，但是宗教與政治都是屬於社會的一部份，兩者間必然有一些重疊或對立。身為公民，不論他是某宗教團體的成員，一定會面對關懷政治的議題。我用「藝術」這兩個字，就是希望教會以比較輕鬆、平常的心情去看待，就如我們關懷其他社會議題一樣。
兩千年的教會歷史中，教會在關懷社會這個議題上學習不少功課，每個時代的教會按照自己的神學路線，在與社會互動時，採取最適合自己教會生態的模式。
二十世紀神學家尼布爾的名著《基督與文化》，提供幾個福音與文化關係的模式，或說，歷史中教會與社會的互動、教會對文化的態度可分成五種模式：反文化、順應文化、超越文化、相反相成、改造文化。每個模式各有其優、缺點。
或曰：「福音本身就是一種文化」，這句話我既不否認，也不完全贊同，它的確反映了福音與文化之間密切又具張力的弔詭關係。
每一個模式都有代表的教會團體或人物。每一個代表的團體或人物不全然只屬於一個模式，可能兩、三個模式的結合，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模式。
這五種模式都有聖經經文做根據，有時相同的模式不代表神學相同。如加爾文與約翰衛斯理皆屬於第五派（文化改造派），但是加爾文注重神在世界文化中的掌權，約翰衛斯理則強調教會在文化中的責任。有時，代表人物的理論也許不錯，但是他在世時因緣際會，以致所採取的實踐行動卻顯得極端或捉襟見肘。
一、反文化模式（修道主義興起對抗腐化）
此派是屬於兩極化的二分法，將世界與教會（基督）對立，不但反對世界文化，也反對教會組織（如暴力剷除異己的異端裁判所），拒絕參與文化活動，認為那是與基督的溫柔、謙卑的生命衝突。
世界與上帝 只擇其一
「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 …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哥林多前書一章18～21節）。「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約翰壹書二章15節）。
修道主義在中世紀大為風行，是因為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化以後，教會不免世俗化，神職人員也漸腐化，大批的異教徒湧進了教會，信徒的品質低落。一班有志之士，想跟世俗的宗教劃清界線，出世的思想漸提升。修道院成為當時對抗腐化教會制度的一種理想型態。
反文化模式之缺點
1.教會無法自絕於社會之外。
修道主義的第一個缺點是錯誤的聖潔觀，認為這個世界既然墮落，為了避免被污染，唯一途徑就是遁世，切斷罪惡的機會。這是出世的個人主義，只想獨善其身，明哲保身，逃避社會責任。經過改善以後的修道主義已經肩負起社會服務、福音廣傳的責任。但是基本上修道主義在對社會責任上的態度是比較消極的。
福音的核心雖有排他性，但是福音卻又是透過文化（希伯來文化、希臘文化）宣揚。人無法自絕或孤立於文化之外。當福音傳到一地時，教會需借助文化的用語與思想；翻譯聖經也需面對文化轉換層面；而且當地基督徒已經是文化的產物，就算這些基督徒不屬乎文化，文化也已經是他生活的一部份，他頂多只能在神的權威之下修正或選擇若干文化。
何況當教會逐漸形成自己的組織後，也有自己的文化，如何維持、管理、懲戒，都須制度，甚至借用原先文化的管理方式，而教會文化也有罪惡。
罪不在文化，而在人性
其實罪不在文化中，而在人性中。基督徒與世俗的差別，只不過在於基督徒較能意識到罪的存在，較認清、接受罪彌漫各處的可怕事實，因而對人性的失望、對人性的悲觀，轉而仰望神的幫助。
2.把社會關懷、文化活動拱手讓給外邦人經營。
太強調個人，對社會缺乏責任感，信仰呈現內向化的發展，信仰純粹是個人性的抉擇。中國教會受王明道影響甚深，對社會關懷、政治參與很忌諱，常以社會福音的大帽子來壓人，再加上聚會所系統的教會所教導的三元論之影響，反對理智、悟性的思考、分析層面活動，認為感情、意志都是屬魂的，是較不屬神管轄的自我擴張，因此與社會文化的互動也不具意義，漸漸輕易地把社會關懷、文化活動，拱手讓給世界人士去經營。如此一來，我們的教會就更名正言順地成為異教文明地盤。
王明道年輕時即立志做約翰衛斯理，想透過宗教復興引發社會改革。然而王明道在擔任青年會會長的實際經驗，看見基督徒在教會圈內沽名釣譽，原本要求改革社會的學生運動，竟成了搗亂社會的力量，使他澈悟改革社會之先，必須先改造自己。
王明道引用但以理書第二章「非人手鑿出的石頭」打碎地上的列國，斷言現世社會與天國之間沒有連續性。個人除罪重生，才是改革社會正本清源的辦法。「福音不是為改良社會，但社會卻因著有人信從了福音便得了利益」。
俄羅斯的基督徒文學家托爾斯泰原為貴族，繼承龐大遺產，中年退隱到修道院，把錢財交給妻子，妻子卻不善於理財，被不誠實的管家搞得財產虛耗，甚至有農奴被虐待、活埋沙穴中致死。
福音的核心是反文化
托爾斯泰的女兒描述道：「我罕見家父如此狼狽、憤怒，他對家母說，不可能發生此事，絕不可能，妳若要財產，就必須善加管理，否則就要完全拋棄。」這話暴露基督徒進退維谷的窘態：一方面不屑文化，卻又不能離捨它。
反文化模式之優點
1.福音的核心是反文化的。
抓住福音的核心精神：十字架的道理，在滅亡的人為愚拙，在得救的人，卻是神的大能。我個人堅持，福音的核心內容基本是「反文化」的，基督福音進入每個文化都會格格不入，而棄絕世界的價值觀，也是每一位基督徒必經的過程。當人對文明失望時，才會積極渴求天國降臨。愈是接近福音的核心，愈是反文化。
以神為中心的思想，在每種文化都會格格不入，福音初傳到各國時都曾引起反感排斥。
英國文學家魯益師（C. S. Lewis）說：「對現世貢獻最大的基督徒，常是最渴望來世的基督徒。專注天家，你就能掌握地球；專注世界，你與天地俱失」，當人對文明失望時，才會積極渴求天國降臨。值得留意的是：過去我們都認為，反文化的修道主義拋棄社會責任，但其實修道院曾是最有效率的宣教團體（Bosch，《更新變化的宣教》，頁324）。
今天社會道德解體的現象，不是因為教會未勇敢發言抗爭、影響政府立法，而是因為教會未努力傳福音。教會最好還是忠心扮演神賦予她的角色，好好宣講主的道，領人歸主。信主的人多了，社會風氣自然改善。教會應學效保羅，專心傳道，主的道興旺了，廟宇的香火也會自動斷絕（使徒行傳十九章）。
但也有人認為修道主義對承擔眾多責任（家庭、社會、教會等等）的現代人而言，是太奢侈的生活方式。
2.為腐敗社會的清流。
修道士透視寄居、客旅的人生觀，拿得起、放得下，淡泊名利，簡樸生活，知足常樂，不將安全感寄託在看得見的財物、名利地位、熟悉的環境與工作上。
憎恨之處播下神的愛
法蘭西斯的禱告詞令人動容，成為許多人的座右銘（甚至曾被台灣政治人物引用）：「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處播下你的愛，在傷痕之處播下你的寬恕，在懷疑之處播下信心，在絕望之處播下你的盼望，在幽暗之處播下你的光明，在憂愁之處播下了歡愉。哦，主啊！求你使我少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愛，但求全心付出愛」。／中華福音神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