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8日 星期五

夏志清夏志安書信集╱你們到紐約找我弟弟 他會請你們吃飯

濟安奉行一夫一妻制,一生只結一次婚,如不能跟心愛的女子結婚,寧肯獨身。志清卻把結婚,看作人生不可或缺的經驗。如找不到理想的女子,也要結婚,結了婚,私下還可以有想另一女人的權利……。
志清晚年的願望是發表張愛玲給他的信件及他與長兄濟安的通信。2009年2月5日深夜,志清喝了一碗奶油雞湯,雞湯從鼻子裡流出,我就陪他去附近的協和醫院急診室。從我家到醫院,只需過一條馬路,所以我們是走去的,以為很快即可回家。等到清晨七點,志清口乾肚餓,叫我回家給他拿熱水和香蕉。不料等我回到醫院,他床前圍了一群醫生,正在手忙腳亂地把一個很大的管子往他嘴裡塞,讓他用機器呼吸。原來護士給他吃了優格,掉進了肺裡,即刻不能呼吸。這管子上頭有一個大球,放在嘴裡很痛苦,放久了可使病人失聲,後來就在他脖子上開了一個小口,插上通氣管,志清即不能說話。有一陣病危,他向我交代後事,用筆寫下保存張愛玲及哥哥信件的地方,希望莊信正來替他完成心願。信正是濟安的高足,也是張愛玲最信賴的朋友,自是最合適的人選。志清經過六個月的奮鬥,居然取下了通氣管,能吃能喝地回到家裡,可是不良於行,精力大不如前,《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只得在他監督下由我完成,於2012年《聯合文學》出版。2013年志清進出醫院頻繁,他每日念叨著要整理哥哥的信,我去醫院、療養院看他、陪他吃飯,替他刷牙,不等我離開,他已經睡著了,沒有機會讓他讀信。不幸在2013年12月29日傍晚,志清在睡夢中安詳地走了,出版志清與濟安的通信之重任就落在我的肩上。
濟安早在1965年2月23日因腦溢血病逝於柏克萊,志清帶回濟安所有的遺物,包括他們的通信、郵簡及明信片。濟安自1947年10月4日起給他的信有三百五十二封,珍藏在一個綠色的鐵盒子裡,放在他書桌底下,預備隨時翻閱。他給濟安的信則分散在四個長方形紙製的文件盒子裡,放在我們的儲藏室,也有二百六十封,共有六百一十二封。如要全部發表,需輸入電腦,外加註釋,是一件耗費時日的大工程,如選一部分發表將失去連貫性。我選擇了前者,若要信正把寶貴的時間花在打字上,實在難以啟齒。我沒有找信正,預備自己做,七月間買了一台蘋果電腦,想利用它的聽寫功能把信念進去。沒想到這蘋果智慧不足,聽不懂我的普通話,也不能理解信文的遣詞用語。我只好改用鍵盤操作,先把信文輸入,再加上「按語」,如此費時兩周,才做完十封信,按這樣的進度,估計得花上五年的工夫,才能做完這些信件,太慢了。我就請王德威教授給我介紹一位可靠的學生打字,把信文輸入電腦。

1947年夏濟安(左)、夏志清兄弟與父母和妹妹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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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威盛讚蘇州大學文學院的水準,推薦由季進教授領導,參與信件的編註。
德威計畫在2015年4月為志清在中研院舉辦一個學術研討會,希望在會前先出版一部分書信,我就選了前一百二十一封信,由志清乘船離滬來美至濟安離港赴台。在這段時間,國共內戰,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退守台灣,毛澤東成立了人民政府。多數
知識分子及人民嚮往共產政權,濟安卻堅決反共,毅然離開北平飛上海,乘船至廣州,落腳香港。濟安在信裡,時常報導政局戰況,對留在上海的父母的生活倍加關注,時常想念滯留在北大的同事。濟安非常喜歡香港,但人地生疏,言語不通,阮囊羞
澀,也常常向志清訴苦,對在港的親朋好友之困境及所謂來自上海的「白華」,時有詳盡的描述。
濟安從小有理想,有抱負,廣交遊,有外交長才。志清卻是一個隨遇而安,只知讀書的好學生,他除了同班同學外,沒有朋友。譬如宋奇先生(1919-1996)即濟安在光華大學的同學。宋奇來訪,總是看見志清安靜地讀書,偶遇濟安外出,即同志清聊天,抗戰末期,濟安去了內地後,宋奇仍常來看志清,談論文學,借書給志清。志清在上海初會錢鍾書也是在宋奇家裡。他寫《中國現代小說史》時,宋奇寄給他許多書,特別推薦張愛玲與錢鍾書,對《小說史》的形成,有很大的貢獻。
志清大學畢業後,考取了海關,在外灘江海關工作了一年,抗戰勝利後,隨父執去台灣航務局任職。濟安從昆明回到上海,覺得志清做公務員沒有前途,安排志清去北大做助教。
1946年9月兄弟二人攜手北上,到了北大不足半年,志清報考李氏獎金(Li Foundation),寫了一篇討論英國詩人布萊克(Blake, 1757-1827)的文章,很得著名文評家燕卜蓀(Empson,1906-1984)欣賞,獲得文科獎金,引起了「公憤」。西語系落選的講員助教,聯袂向校長胡適抗議,謂此獎金只應頒給北大和聯大的畢業生,怎麼可以給一個教會學校出身的夏志清?
胡適秉公處理,仍然把李氏獎金頒給夏志清,志清得以負笈美國。胡適似乎對教會學校有偏見,召見志清時,一聽志清是滬江畢業,臉色即刻沉下來,不鼓勵志清申請名校。當時奧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的真立夫(Jelliffe)教授正在北大客座,志清就申請了奧柏林,也申請了墾吟學院(Kenyon College)。這兩所學校,以大學部(undergraduate)著稱,都
不適合志清。蒙「新批評」學派的領袖藍蓀(Ransom, 1888-1974)賞識,寫信給Brooks(1906-1994)推薦志清去耶魯就讀。志清何其有幸,得到「新批評」學派,三位健將的青睞。
志清一生跟「窮」,脫不了關係,因為他從1950年起就接濟上海的家,一直到1987年,從沒有機會儲蓄。在滬江,在耶魯,沒有餘錢約會女孩子,只好用功讀書,唯一的娛樂是看美國電影,其實他看電影,也是當一門學問來研究的。沒有女友,既省
錢又省心,能夠專心讀書,在耶魯三年半,即獲得英文系的博士,之後請得洛克菲勒基金(Rocke fe ller Foundation),
寫了《中國現代小說史》,為自己奠定了學術地位,也為現代文學在美國大學裡開闢了一席之地。
濟安為弟弟的成就很感驕傲,常對人說:「你們到紐約找我弟弟,他會請你們吃飯。」我1961至63年在柏克萊讀書,和朋友在一個小飯館,巧遇濟安,他就對我們說過這話。我當時不信夏志清真會請哥哥的學生吃飯。直到我和志清結婚,才知此話不假,濟安的朋友學生,志清都盡心招待。濟安維護弟弟,也是不遺餘力。1963年春天,我去史丹佛大學東亞系參加一個小型的討論會,聽濟安滔滔不絕地發言,原來他在駁斥普實克(Průšek,1 9 0 6 - 1 9 80)對《小說史》的批評,為志清辯護。他給我的印象是說話很快,有些口吃,不修邊幅,是個平易近人的好老師。他的學生劉紹銘曾對我說跟濟安師有說不完的話,與志清卻無話可談。志清說話更快,而且前言不接後語,與其說些讓人聽不懂的話,不如說些即興妙語,使大家開懷大笑,私下也很少談學問,指導學生,就是改他們的文章,叫他們去看書。話說1967年9月我來哥大工作,暫時被安排在我老闆丁愛博(Albert D i e n)教授的辦公室,翌日進來的不是丁教授而是久聞大名的夏志清教授。夏志清,長臉屬國字型,身高中等,衣著整潔,舉動快捷,有些緊張的樣子,乍看長相舉止一點也不像夏濟安。細看他們的照片,二人都是濃眉,大眼,直鼻,薄唇,來自他們的父母。志清臉長,像父親,濟安臉圓,像母親。
濟安與志清,雖個性不同,但興趣相投,他們都喜好文學,愛看電影,聽京戲。濟安交遊廣,童芷苓,張君秋,都是他的朋友。兄弟二人在信裡,除了談論時政家事外,就講文學,評電影,品京劇,也月旦人物,更多的時候是談女人與婚姻。1947年,濟安已年過三十,尚未娶親,是他們父母的一樁心事。濟安感情豐富,每交女友,即迫不及待地趕緊寫信給弟弟,志清必為之打氣,濟安每次失戀,志清必訴說自己失戀的往事安慰哥哥。二人對婚姻的看法也各有不同,濟安奉行一夫一妻制,一生只結一次婚,如不能跟心愛的女子結婚,寧肯獨身。志清卻把結婚,看作人生不可或缺的經驗。如找不到理想的女子,也要結婚,結了婚,私下還可以有想另一女人的權利。正因為濟安把婚姻看得太神聖,終生未娶。我讀濟安的日記,知道他內心很痛苦,他的日記是不願意給別人看的,志清不顧濟安的隱私,在1975年發表了《夏濟安日記》(時報文化出版)。志清覺得
濟安記下了抗戰末期的政局、物價,是真實的史料,暗戀李彥,對愛情的專一,更難能可貴。現在基於同樣的理由,志清要發表他與濟安的通信。
記得2010年,在志清九十歲的宴會上,主桌上有些貴賓,當年是中學生,都看過《夏濟安日記》,對濟安的情操,讚口不絕。
志清1982年以前不寫日記,往往以寫信代替日記。他寫過幾篇散文,講他童年與求學的經過,在〈耶魯三年半〉裡(見《聯合文學》第21 2期,2002年6月),即提到計畫發表兄弟二人的通信,從而有助於研究文學的學者對夏氏兄弟學術的了解。若在世,今年濟安九十九歲,志清九十四歲,他們平輩的朋友大半作古,學生也是古稀耄耋,其中不乏大學者,名作家,為求真起見,不改信中的人名。
他們對朋友是褒多於貶,希望他們朋友的子女能大量包涵,這些後輩也可從信中了解他們父母離鄉背井,在人地兩生之地謀生的艱辛。
這些信,大部分有信封,可是年久,郵戳模糊,信封破損,按這些信封找出信的年代,著實花了我不少時間。因為他們的信,照中國人的習慣,只寫日期沒有年代。志清初抵美國,非常節省,用的是劣紙,信紙多有裂痕,字寫得雖清秀,但太小。夾
雜的英文又多,一字不誤地解讀他的舊信,實屬不易。為避免錯誤,有時我得去圖書館,我三十年不進圖書館,現在重做研究,別有一番滋味。
我1967年到哥大工作,與志清相識,1969年結婚,對他的家庭,求學的經過,都是從文章裡看來的。他的朋友學生倒是見過不少,留在上海的親戚一個也不認識。信中所提到的親戚,全賴六妹玉瑛指認。感謝季進率領蘇州大學的同學,用最短的時間,排除萬難,把這些字跡模糊的舊信正確地輸入電腦,並且做了七百多條簡要的註解,保證了《書信集》第一卷的如期出版,真是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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