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九月三日，傅雷夫婦逝世的二十周年紀念，與傅雷同代的小說家施蟄存（一九○五至二○○三）寫了一篇悼念傅雷的文章，文中對傅雷有一段言人所未言的按語。他說，傅雷的性格剛直，但年輕的時候剛直近於狂妄，中年以後，經過藝術的涵養加上知識學問的累積，使他成為具有浩然之氣的「儒之剛者」。這種剛直的品德，施蟄存說，在任何社會中都難得見到，孔子都曾慨嘆「吾未見剛者。」
傅雷「剛直」到隨時與人一言不合便拂袖而去；他最後的死，也是一種「拂袖而去」。傅雷本來就自號「怒庵」，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起，在紅衛兵終於登門抄家，強指他為反革命、謀叛，百般凌辱之後，他飲毒自盡，夫人朱梅馥亦隨後自縊而死。這是傅雷的「最後一怒」，死時只有五十八歲。
但我們如果看傅雷的家書，看他對兩個兒子─鋼琴家傅聰和外語教學專家傅敏，如何在他們自幼及長，不斷寫信跟他們談文論藝、砥礪志節；他們生命中的任何猶疑悲喜時刻，他都借箸代籌如臨現場，這個父親，確實極剛直，然而同時極瑣細、極牽掛、極介入……，這樣的關係而父子依然彼此親愛相依，莫說其他文化不易找到例子，即使在中國文化中，幾乎也可以斷言不會有第二個。這些書信相當早的一封中，傅雷自己也對長子傅聰說：「你從小到現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國獨一無二，便是在世界上也很少很少。哪個人教育一個年輕的藝術學生，除了藝術以外，再加上這麼多的道德呢？……我多少年播的種子，必有一日在你身上開花結果。我指的是一個德藝具備，人格卓越的藝術家！」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對傅聰諄諄說明，「（我的）家信有好幾種作用：第一、我的確把你當作一個討論藝術，討論音樂的對手。第二、極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讓我做父親的得些新鮮養料…。第三、藉通信訓練你的不但是文章，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時時刻刻隨處給你做個警鐘，做面『忠實的鏡子』，不論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細節方面，在藝術修養方面，在演奏姿態方面。」這些，也確實是我們在傅雷家書中一一看到，並且可以說，看到他一一成功做到的方向。
《傅雷家書》在一九八一年出了不到十五萬字的第一版，暢銷的程度連出版商都嚇一跳。其後由於新資料陸續出現，包括當年紅衛兵抄家後堆放在上海音樂學院的一個雜物間，在一九八五年意外出土的書信收入第五版《傅雷家書》。在一九九八年出版時，已經厚達二十七萬字，發行量則高達百餘萬冊。可以想見，對中國大陸無數單子單女的父母，《傅雷家書》被當成教子聖經，希望從中學到教出傅聰傅敏這樣孩子的祕方來。一九九九年，傅聰的岳父，小提琴大師曼紐因(Yeuudi Menuhin)過世，遺孀又送回一批當年傅雷和曼紐因寫的法文書信，內容談的自是多與傅聰相關。《傅雷家書》看來仍有繼續擴充的可能。
因而，是的，三○到六、七○年代的讀者，讀的是譯者傅雷筆下數百萬字的西方名著。無數在這期間成長的「別人的子女」，從傅雷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貝多芬傳》、《托爾斯泰傳》、《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等百餘萬字作品，讀到他精選的西方藝文感性和知識，附帶的收穫則是他嚴謹譯筆背後的文字薰陶。八○年代以後的讀者，多半讀的則也許是他們想效法的那位寫家書的父親。
可惜的是，那個父親自己的立身之嚴和他一生在古今中外的文學、繪畫、音樂各個領域的涉獵之深，幾乎不會有第二個父親能企及！傅雷傅聰的親子關係，注定會是一個文化絕響！
就文學史來說，傅雷兼為中國歷史上重要的翻譯家，最成功的家書作者，以及，幾乎是中國最早以經過西方藝文嚴格薰陶的眼睛來評析當代作品的人。他在四○年代所寫的〈論張愛玲的小說〉，對這個「在你冷不防的時候出現」，「教人無論悲喜都有些措手不及」的新秀的分析，六十年後讀來，依然如敲響一記高音的鑼鈸，既是前導，且餘音不絕。
【2004/09/06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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