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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日 星期三

反戰音樂的鄉愁

【張鐵志】聯合副刊2003/8/14


    冷戰的結束,和平鴿卻遲遲無法在世界地圖上飄然起舞。從九○年代的開場到告終,
中東戰爭成了有始有終的標記:前者是老布希的波灣戰爭,後者是小布希時代的阿富汗戰
爭以及伊拉克戰爭。

    如果搖滾樂介入政治的歷史扉頁是六○年代的歌聲,而反戰運動則是這一頁的燙金刻
字。相較於其他議題,六○年代最豐盛的抗議歌曲就是關於反戰。而這一首首反戰歌曲,
則點燃了一個個焚燒徵兵卡的火炬。

    只是如今扉頁上的刻字已逐漸凋落。後冷戰的第一個十年,我們看到了戰爭,卻聽不
到反戰的歌聲。直到新的世紀開始,當戰爭的殘酷如電影般真實地透過電視在人們眼前鮮
明地放映出來(有誰分得清到底是戰爭電影還是我們眼前的CNN才比較真實呢?),反省
的聲音才開始日益激越……

1

    一九九一年波斯灣戰爭,老布希的正義對邪惡之戰。
    這一年在波灣戰爭砲火中的葛萊美獎,抗議歌手神主牌鮑伯‧狄倫(Bob Dylan)獲
得終身成就獎。他和樂隊身著黑衣,緩緩上台,一股靜默而嚴肅的氛圍籠罩現場。當第一
聲吉他刷下,沉穩而暴烈的聲音傳出,但人們一時無法判別這是哪一首陌生而又熟悉的音
樂。只有當歌詞逐漸清晰,人們才知道,這是狄倫在一九六三年的反戰名曲
"Master of War"。
    在一九九一年葛萊美獎上,略顯蒼老的狄倫再度祭起他在六○年代的反戰大旗,提出
對戰爭的沉痛抗議。
    但除了狄倫和其他少數人用歌聲和行動來表達對戰爭的抗議外,在這個九○年代初,
當grunge音樂成為X世代的集體吶喊的同時,波灣戰爭卻未能掀起三十年前反越戰的波
濤。許多人對六○年代英魂的召喚,成為一種失去現實感的鄉愁。

2

    在兩次中東戰爭之間的後冷戰期間,最能攫取世人注意的是南斯拉夫的長期內戰。
當人們以為全球化帶來的是一個全新地球村時,南斯拉夫的內戰卻不斷質問著人們關於
族群、國界與人性的種種繁複命題。
    當南斯拉夫境內的戰區從波士尼亞轉移到科索沃(Kosovo),當「種族滅絕」不斷
挑戰著人類文明時,搖滾樂界曾先後出版兩張慈善專輯HELP、No Borders,以為戰爭下
的受難兒童募款。這兩張專輯除了替慈善組織募到款項以外,最大的貢獻或許是喚起了
許多年輕聽眾對這個議題的注意,但是卻未對議題本身強烈發言。

3

    二○○一年的九月十一日,就在飛機撞上紐約世貿大樓的那一刻,世界的思考向度
徹底改變。
    然後,美國音樂界當然接二連三出現了各種不脫窠臼的慈善專輯或演唱會。由於這
次美國是直接受害者,所以這些音樂都是哀悼、鼓舞,或為九一一受難者募款。
    只是當小布希炸完阿富汗,開始準備「武力演變」他眼中的另一個「流氓國家」伊
拉克,而引起美國社會反戰聲音的逐漸擴大時,主流音樂界依然不敢觸碰這個美國人的
傷痛。甚至一向被當作美國良心、曾經在八○年代高唱「戰爭毫無意義!」的布魯斯‧
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在二○○二年九一一週年紀念前夕發行了被視為是
用音樂為九一一寫下歷史註腳的新專輯The Rising,但也只是嘗試用音樂治療傷痛,而
沒有對即將擴大戰爭的陰影介入討論。

4

    相較於六○年代,當鮑伯‧狄倫、約翰‧藍儂或一整個世代的反戰歌聲,試圖去反
省戰爭的本質和美國的角色時,九○年代這些音樂人似乎只能發揮善心去為受難者募款,
而未能提升整個反省與批判的層次。
    也因為如此,我們沒有見到音樂與整個青年世代的共同介入。這或許是在六○年
代,搖滾樂乃是青年反文化的一環。一如一九六九年的Woodstock演唱會作為愛與和平
的神話,並不是因為他訴諸特定政治或社會議題,而是在青年反文化的社會脈絡中,其
本身就構成一種反抗的姿態。但是八○年代後,由《四海一家》(We are the World)
專輯和活動開始以大堆頭的演唱會或慈善專輯來推動社會議題,卻忽視與青年文化的密
切連結的作法蔚為風潮後,這種慈善的動作似乎已經成為最簡易而廉價的社會關懷,甚
至是藝人媒體公關的最佳工具。

5

    進入二○○三年,隨著戰爭陰影的擴大,新一波反戰運動激起自六○年代以來最盛
大的浪潮時,美國音樂界的反戰聲音才開始越來越大。
    許許多多的反戰歌曲,新作的、翻唱的、大牌藝人、獨立歌手,紛紛在世界的各角
落冒出來。藝人更開始聯合行動,組織了一個音樂人反戰組織。有趣的是,這個組織除
了在報上刊登廣告之外,他們並沒有在音樂上有任何的集體行動,不論是集體演出或錄
製唱片。主導者之一紐約叛客先鋒樂隊談話頭(Talking Heads)的主唱David Byrne說,
「我不認為可以找到一首歌輕易地把這個議題的是非黑白談清楚。」
    英國歌手喬治‧麥可(George Michael)也對若干年輕歌手呼籲不要舉辦大堆頭的慈
善演唱會。他認為因為現在這些電台所聽到的流行音樂中,很少人是真誠地在做音樂,且
太缺乏政治知識,因此不夠重量來支撐一個真正有意義的反戰音樂運動。
    換言之,正當一場新的音樂反叛行動展開時,原本從八○年代起,音樂與政治連結的
巨大地標酖酖大規模的慈善演唱會酖酖卻被揚棄以及重新思考。

    如果號召大批音樂人投入的方式是膚淺而缺乏實質影響力,但我們又不能期待每一個
音樂人都成為草根的組織者時,那麼音樂可以用什麼形式來改變社會呢?或者,流行樂本
質上就只能是社會革命的伴奏,而難以成為鼓吹革命的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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