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2-24基督教論壇報
【作者：趙庭輝】
荷蘭電影《烽火孿生淚》（英譯名Twin Sisters）是一部值得令人細細品味的歐洲佳片。這部電影榮獲二○○三荷蘭電影節「金犢獎」最佳劇情片，同時入圍最佳音效與最佳攝影，此外，也獲得二○○三年波蘭攝影藝術銀蛙獎，並且進軍美國，準備角逐二○○四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
這部改編自荷蘭作家帖撒‧德‧陸（Tessa de Loo）小說《雙胞胎》（De Tweeling）的同名電影，故事敘述一對母親早逝的德國籍孿生姊妹─姊姊安娜（Anna）與妹妹蘿特（Lotte），六歲時，因為父親得到肺炎過世，而分別被居住在德國的叔叔與荷蘭的阿姨收養，從此展開截然不同的人生遭遇。
交叉呈現的剪接敘事
這部電影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透過兩個孿生姊妹的生離死別﹑分分合合，痛斥貪婪自私的人性﹔而且在深情款款的姊妹至親之愛中，諷刺與批判戰爭的殘酷無情，以及它所帶來的種族﹑宗教與階級衝突。透過劇中人物國家身份認同與歸屬的矛盾，全片迴盪著「國家寓言（allegory）的死亡與重生」。
本片導演班‧松柏加特（Ben Sombogaart）在這部電影中，藉由節奏明快的鏡頭剪接﹑交叉呈現的敘事結構，將時間與空間盤旋交錯，融合了通俗劇（melodrama）的親情﹑友情﹑愛情與婚姻等情節。而加上配樂大師豐斯‧莫奇斯（Fons Merkies）原創，感人的電影配樂，不僅烘托大時代的變遷與無奈，同時傳頌有如史詩電影（epic）般磅礡壯麗的情節與景觀。
而《烽火孿生淚》雖充滿通俗劇賺人熱淚的情感糾葛，卻一反史詩電影的說教與包袱，且不流於通俗劇帶來的冗長悲情與單調。
充份運用鏡頭語言
由於融合史詩電影與通俗劇的特色，使得導演在鏡頭運用上更加地自由靈活，充份呈現時空交錯的時代感。例如從德國納粹軍營訓練的「大遠景」鏡頭（extreme long shot），到妹妹蘿特探望姊姊安娜時，帶著珍藏多年未曾郵寄書信的「特寫」鏡頭（close-up shot）。
再如妹妹蘿特在荷蘭養父母家中認識猶太籍大衛的「中景」鏡頭（medium shot），到姊姊安娜服侍的伯爵夫人，在古堡中宴請德國納粹軍官的「遠景」鏡頭（long shot）。在在顯示導演充份運用鏡頭語言，在「巨觀」的歷史橫流和空間位置，與「微觀」的劇中人物和角色之間，不斷地切換時間與空間，以及歷史與個人的對比關係。
事實上，《烽火孿生淚》的故事內容是一般戰爭或歷史電影，經常採用的題材。然而這部電影最讓觀影者震撼的地方在於，導演透過看起來非常合理的敘事結構，刻意藉著全片人物與劇情的發展，凸顯許多值得討論與反思的主題。而安娜與蘿特兩位孿生姊妹，有如天壤之別的人生經驗，則在片中一再形成強烈的兩元對比。
自相矛盾的暗諷
本片的故事背景發生在科隆（Koln）─德國最具有人文素養的地方，姊姊安娜與妹妹蘿特的父親是飽讀詩書的中產階級，對姊妹倆疼愛有加。然而當姊姊被工人階級的叔叔帶回德國鄉村之後，卻淪為農場童工，不僅無法接受教育，而且受到叔叔一家人的無情對待，幾乎過著「非人」的生活，最後所幸被神父救出，並在修女照顧之下，於天主教家政學校學得成為「女僕」的一切技能。
而妹妹則被荷蘭籍的阿姨與姨丈收養，他們是中產階級家庭，對蘿特照顧得無微不至，讓她接受完整的大學教育，並且擁有極佳的鋼琴與聲樂訓練。
這部電影也透過「自相矛盾」的影像呈現，暗諷發動戰爭者（德國納粹）與戰爭受害者（荷蘭人﹑猶太人與歐洲其他種族）的強烈差異。由於是孿生姊妹的緣故，幼年的姊姊安娜與妹妹蘿特身材容貌非常相像，然而在她們分別被收養之後，隨著年齡的增長，姊姊安娜愈顯形消骨瘦，妹妹蘿特卻愈發豐腴富態，兩人的相貌大相逕庭，幾乎令人無法想像兩人原是一對孿生姊妹。
電影似乎有意告訴觀影者，在德國與荷蘭不同環境之下，即使是雙胞胎，也會有不同的成長結果，暗諷德國終將貧困潦倒，而荷蘭則是富足安逸的。
宗教的衝突與緊張
片中更是藉由這對孿生姊妹的不同遭遇，強烈地暗示基督教﹑猶太教與天主教之間，長期以來的宗教衝突與緊張關係。很顯然地，導演有意地「拉大」天主教與猶太教的距離，而其中又以德國作為天主教的代表，因為在影片中處處可見天主教神父﹑修女與聖母瑪麗亞的雕像﹔相對地，雖然妹妹蘿特的姨丈曾經因為人性自私的緣故，偷藏了荷蘭政府戰時發放給猶太人的糧票，但是導演卻讓篤信基督教的妹妹蘿特一家人在戰爭期間收容猶太人。
再者，姊姊安娜被篤信天主教的叔叔收養，從事的是非常低賤的養豬工作，每天穿得髒兮兮地與豬群與豬食為伍，雖然最後能夠從天主教家政學校畢業，但是她終其一生都是「女僕」的形象。
然而，妹妹蘿特則是被篤信基督教的阿姨收養，她的叔叔在姨丈口中，不過是「沒有教養的天主教徒」，阿姨一家人經常與篤信猶太教的荷籍猶太人來往，在雕工細緻的桌椅擺飾中，恬靜安穩地享受下午茶時光，整個家庭充滿和諧安樂的鋼琴樂聲與讚美詩歌。
因此，整部電影似乎企圖讓觀影者瞭解一個事實，就是天主教與猶太教是「疏遠」的，而基督教與猶太教則是「親密」的。
身份歸屬的掙扎
另一方面，這部電影也透過兩個孿生姊妹的婚姻，凸顯種族的衝突，以及國家身份認同與歸屬的矛盾。姊姊安娜除了到維也納與奧籍的納粹軍官馬丁結婚﹑以及戰後到荷蘭探望妹妹之外，她終其一生幾乎沒有離開過德國，其婚姻對象也是同樣流著日耳曼血液的奧地利人。由於德語是安娜唯一能夠使用的語言，因此她的國家身份認同與歸屬是相當清楚的。
然而妹妹蘿特卻夾雜在荷蘭人﹑猶太人與德國人之間，有著矛盾複雜的國家身份認同與歸屬問題。當妹妹蘿特在成年之後，第一次見到姊姊安娜時，因為安娜察覺她的男友大衛「可能」是猶太人（此刻德國納粹正在發揚「亞利安」民族的優越傳統，積極逮捕與屠殺猶太人），因而拒絕再與雙胞胎姊姊見面﹔而當她發現姨丈偷藏糧票時，姨丈卻惱羞成怒地咒詛她為「該死的德國人」。最後妹妹蘿特放棄作為德國人的念頭，而選擇成為一個猶太裔的荷蘭人。
死亡與重生
雖然姊姊安娜在婚後想要生兒育女，但是馬丁卻在戰爭即將結束之前，「意外地」為德國捐軀，而安娜也因為叔叔曾經為了阻止她與一名鐵匠交往，對她拳打腳踢，造成終生不孕。「丈夫死亡」與「無法生育」對於姊姊安娜來說，等於已經宣佈作為一個女性的「完全死亡」。
雖然在整部電影中，並沒有呈現實際的死亡景象，但是馬丁死在戰場﹑大衛死在德國納粹集中營，必須要有人成為「代罪羔羊」，為德國納粹的戰爭暴行負責﹔而這隻代罪羔羊就是「純種德國人」的姊姊安娜，也是一個「已經無法延續生命」的姊姊安娜，她代表絕對不能再生育的德國納粹─此乃「死亡」的國家寓言。
姊姊安娜最終在得到妹妹蘿特的諒解之後，死在她的懷裏，這一幕似乎也象徵，妹妹蘿特代替曾經受到德國納粹迫害的種族﹑宗教與國家，寬恕了德國納粹的戰爭暴行。
妹妹蘿特真正鍾愛的男友大衛，在死前已經與她訂婚，大衛死後，按著猶太人的律法制度，大衛的哥哥收了妹妹蘿特作為妻子。因此相對於姊姊安娜的死亡，妹妹蘿特不僅重新擁有丈夫，同時還生下女兒海莃特。換句話說，即使被德國納粹迫害，只要能夠浴火重生，仍然可以讓生命繼續地綿延不息─這是「重生」的國家寓言。
戰爭是貪婪的表徵
相信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討厭戰爭，也畏懼戰爭，因為戰爭的殘酷無情總是帶來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種種難以忘懷的痛苦記憶，與深深烙印的淚水傷痕，這些經歷無論對於基督徒或未信者來說，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夢魘。
然而與未信者不同的是，基督徒相信，充滿慈愛與憐憫的上帝並不想發動戰爭。戰爭或刑罰，其實是人類在這個暫時被撒但掌管的世界中，顯現自己貪婪罪性的具體表徵，也是由於人類「惡貫滿盈」，惹動上帝的怒氣所導致的結果（參創世記六章1-7節）。在舊約聖經中，持續四十晝夜的大洪水（參創世記七至八章）﹑所多瑪與蛾摩拉的毀滅（參創世記十八章20節至十九章28節）等，都是最明顯的例證。
基督徒也相信，就像人類所有的歷史一樣，戰爭的成敗，完全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允許每一場戰爭的發生，是要成就祂美好的旨意與計畫，如同以色列人與亞瑪力人的爭戰，是靠著上帝的能力，為要得到迦南美地為業（參出埃及記十七章8－16節）。
生命真地圖
如今我們處在新約時代（或稱末後時代）中，上帝拯救人類靈魂的方式已經改變，祂差遣愛子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像片中的姊姊安娜一樣，以「代罪羔羊」的身份，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然而與安娜不同的是，耶穌基督第三天從死裏「復活」，勝過撒但的罪惡與死亡的權勢，為人類帶來永生的盼望，因此約翰福音三章16節說﹕「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所以真實的戰爭已經變成了「屬靈爭戰」，而且這個屬靈爭戰是以「慈愛」而非武器，也是以「寬恕」而非仇恨，更是以「憐憫」而非殺戮，一次便解決了人類罪性的問題。
《烽火孿生淚》這部電影一開始，是已經邁入老年的姊姊安娜在療養院中發現妹妹蘿特，而在影片即將結束之際，則是老年的姊姊安娜追著妹妹蘿特的腳步來到一座山丘，試著跟妹妹蘿特解釋多年來的心結與誤會。然而，即使妹妹手上握著地圖，姊妹倆無論在山丘上怎麼繞，都無法找到真正的出路﹔這座山丘儼然是她們人生「宿命」的象徵。
其實，對於有信仰的我們而言，耶穌基督就是妹妹蘿特手上的那張地圖，因為聖經上說祂是「道路﹑真理﹑生命」（參約翰福音十四章6節），尋找祂的不僅能夠得到生命的意義與價值，而且「永遠不會迷路」﹔尋找祂的不僅能夠成為天國的子民，而且這個天國「永遠不會死亡」。（作者任教於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台灣信義會家家歌珊堂會友）
這部改編自荷蘭作家帖撒‧德‧陸（Tessa de Loo）小說《雙胞胎》（De Tweeling）的同名電影，故事敘述一對母親早逝的德國籍孿生姊妹─姊姊安娜（Anna）與妹妹蘿特（Lotte），六歲時，因為父親得到肺炎過世，而分別被居住在德國的叔叔與荷蘭的阿姨收養，從此展開截然不同的人生遭遇。
交叉呈現的剪接敘事
這部電影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透過兩個孿生姊妹的生離死別﹑分分合合，痛斥貪婪自私的人性﹔而且在深情款款的姊妹至親之愛中，諷刺與批判戰爭的殘酷無情，以及它所帶來的種族﹑宗教與階級衝突。透過劇中人物國家身份認同與歸屬的矛盾，全片迴盪著「國家寓言（allegory）的死亡與重生」。
本片導演班‧松柏加特（Ben Sombogaart）在這部電影中，藉由節奏明快的鏡頭剪接﹑交叉呈現的敘事結構，將時間與空間盤旋交錯，融合了通俗劇（melodrama）的親情﹑友情﹑愛情與婚姻等情節。而加上配樂大師豐斯‧莫奇斯（Fons Merkies）原創，感人的電影配樂，不僅烘托大時代的變遷與無奈，同時傳頌有如史詩電影（epic）般磅礡壯麗的情節與景觀。
而《烽火孿生淚》雖充滿通俗劇賺人熱淚的情感糾葛，卻一反史詩電影的說教與包袱，且不流於通俗劇帶來的冗長悲情與單調。
充份運用鏡頭語言
由於融合史詩電影與通俗劇的特色，使得導演在鏡頭運用上更加地自由靈活，充份呈現時空交錯的時代感。例如從德國納粹軍營訓練的「大遠景」鏡頭（extreme long shot），到妹妹蘿特探望姊姊安娜時，帶著珍藏多年未曾郵寄書信的「特寫」鏡頭（close-up shot）。
再如妹妹蘿特在荷蘭養父母家中認識猶太籍大衛的「中景」鏡頭（medium shot），到姊姊安娜服侍的伯爵夫人，在古堡中宴請德國納粹軍官的「遠景」鏡頭（long shot）。在在顯示導演充份運用鏡頭語言，在「巨觀」的歷史橫流和空間位置，與「微觀」的劇中人物和角色之間，不斷地切換時間與空間，以及歷史與個人的對比關係。
事實上，《烽火孿生淚》的故事內容是一般戰爭或歷史電影，經常採用的題材。然而這部電影最讓觀影者震撼的地方在於，導演透過看起來非常合理的敘事結構，刻意藉著全片人物與劇情的發展，凸顯許多值得討論與反思的主題。而安娜與蘿特兩位孿生姊妹，有如天壤之別的人生經驗，則在片中一再形成強烈的兩元對比。
自相矛盾的暗諷
本片的故事背景發生在科隆（Koln）─德國最具有人文素養的地方，姊姊安娜與妹妹蘿特的父親是飽讀詩書的中產階級，對姊妹倆疼愛有加。然而當姊姊被工人階級的叔叔帶回德國鄉村之後，卻淪為農場童工，不僅無法接受教育，而且受到叔叔一家人的無情對待，幾乎過著「非人」的生活，最後所幸被神父救出，並在修女照顧之下，於天主教家政學校學得成為「女僕」的一切技能。
而妹妹則被荷蘭籍的阿姨與姨丈收養，他們是中產階級家庭，對蘿特照顧得無微不至，讓她接受完整的大學教育，並且擁有極佳的鋼琴與聲樂訓練。
這部電影也透過「自相矛盾」的影像呈現，暗諷發動戰爭者（德國納粹）與戰爭受害者（荷蘭人﹑猶太人與歐洲其他種族）的強烈差異。由於是孿生姊妹的緣故，幼年的姊姊安娜與妹妹蘿特身材容貌非常相像，然而在她們分別被收養之後，隨著年齡的增長，姊姊安娜愈顯形消骨瘦，妹妹蘿特卻愈發豐腴富態，兩人的相貌大相逕庭，幾乎令人無法想像兩人原是一對孿生姊妹。
電影似乎有意告訴觀影者，在德國與荷蘭不同環境之下，即使是雙胞胎，也會有不同的成長結果，暗諷德國終將貧困潦倒，而荷蘭則是富足安逸的。
宗教的衝突與緊張
片中更是藉由這對孿生姊妹的不同遭遇，強烈地暗示基督教﹑猶太教與天主教之間，長期以來的宗教衝突與緊張關係。很顯然地，導演有意地「拉大」天主教與猶太教的距離，而其中又以德國作為天主教的代表，因為在影片中處處可見天主教神父﹑修女與聖母瑪麗亞的雕像﹔相對地，雖然妹妹蘿特的姨丈曾經因為人性自私的緣故，偷藏了荷蘭政府戰時發放給猶太人的糧票，但是導演卻讓篤信基督教的妹妹蘿特一家人在戰爭期間收容猶太人。
再者，姊姊安娜被篤信天主教的叔叔收養，從事的是非常低賤的養豬工作，每天穿得髒兮兮地與豬群與豬食為伍，雖然最後能夠從天主教家政學校畢業，但是她終其一生都是「女僕」的形象。
然而，妹妹蘿特則是被篤信基督教的阿姨收養，她的叔叔在姨丈口中，不過是「沒有教養的天主教徒」，阿姨一家人經常與篤信猶太教的荷籍猶太人來往，在雕工細緻的桌椅擺飾中，恬靜安穩地享受下午茶時光，整個家庭充滿和諧安樂的鋼琴樂聲與讚美詩歌。
因此，整部電影似乎企圖讓觀影者瞭解一個事實，就是天主教與猶太教是「疏遠」的，而基督教與猶太教則是「親密」的。
身份歸屬的掙扎
另一方面，這部電影也透過兩個孿生姊妹的婚姻，凸顯種族的衝突，以及國家身份認同與歸屬的矛盾。姊姊安娜除了到維也納與奧籍的納粹軍官馬丁結婚﹑以及戰後到荷蘭探望妹妹之外，她終其一生幾乎沒有離開過德國，其婚姻對象也是同樣流著日耳曼血液的奧地利人。由於德語是安娜唯一能夠使用的語言，因此她的國家身份認同與歸屬是相當清楚的。
然而妹妹蘿特卻夾雜在荷蘭人﹑猶太人與德國人之間，有著矛盾複雜的國家身份認同與歸屬問題。當妹妹蘿特在成年之後，第一次見到姊姊安娜時，因為安娜察覺她的男友大衛「可能」是猶太人（此刻德國納粹正在發揚「亞利安」民族的優越傳統，積極逮捕與屠殺猶太人），因而拒絕再與雙胞胎姊姊見面﹔而當她發現姨丈偷藏糧票時，姨丈卻惱羞成怒地咒詛她為「該死的德國人」。最後妹妹蘿特放棄作為德國人的念頭，而選擇成為一個猶太裔的荷蘭人。
死亡與重生
雖然姊姊安娜在婚後想要生兒育女，但是馬丁卻在戰爭即將結束之前，「意外地」為德國捐軀，而安娜也因為叔叔曾經為了阻止她與一名鐵匠交往，對她拳打腳踢，造成終生不孕。「丈夫死亡」與「無法生育」對於姊姊安娜來說，等於已經宣佈作為一個女性的「完全死亡」。
雖然在整部電影中，並沒有呈現實際的死亡景象，但是馬丁死在戰場﹑大衛死在德國納粹集中營，必須要有人成為「代罪羔羊」，為德國納粹的戰爭暴行負責﹔而這隻代罪羔羊就是「純種德國人」的姊姊安娜，也是一個「已經無法延續生命」的姊姊安娜，她代表絕對不能再生育的德國納粹─此乃「死亡」的國家寓言。
姊姊安娜最終在得到妹妹蘿特的諒解之後，死在她的懷裏，這一幕似乎也象徵，妹妹蘿特代替曾經受到德國納粹迫害的種族﹑宗教與國家，寬恕了德國納粹的戰爭暴行。
妹妹蘿特真正鍾愛的男友大衛，在死前已經與她訂婚，大衛死後，按著猶太人的律法制度，大衛的哥哥收了妹妹蘿特作為妻子。因此相對於姊姊安娜的死亡，妹妹蘿特不僅重新擁有丈夫，同時還生下女兒海莃特。換句話說，即使被德國納粹迫害，只要能夠浴火重生，仍然可以讓生命繼續地綿延不息─這是「重生」的國家寓言。
戰爭是貪婪的表徵
相信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討厭戰爭，也畏懼戰爭，因為戰爭的殘酷無情總是帶來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種種難以忘懷的痛苦記憶，與深深烙印的淚水傷痕，這些經歷無論對於基督徒或未信者來說，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夢魘。
然而與未信者不同的是，基督徒相信，充滿慈愛與憐憫的上帝並不想發動戰爭。戰爭或刑罰，其實是人類在這個暫時被撒但掌管的世界中，顯現自己貪婪罪性的具體表徵，也是由於人類「惡貫滿盈」，惹動上帝的怒氣所導致的結果（參創世記六章1-7節）。在舊約聖經中，持續四十晝夜的大洪水（參創世記七至八章）﹑所多瑪與蛾摩拉的毀滅（參創世記十八章20節至十九章28節）等，都是最明顯的例證。
基督徒也相信，就像人類所有的歷史一樣，戰爭的成敗，完全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允許每一場戰爭的發生，是要成就祂美好的旨意與計畫，如同以色列人與亞瑪力人的爭戰，是靠著上帝的能力，為要得到迦南美地為業（參出埃及記十七章8－16節）。
生命真地圖
如今我們處在新約時代（或稱末後時代）中，上帝拯救人類靈魂的方式已經改變，祂差遣愛子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像片中的姊姊安娜一樣，以「代罪羔羊」的身份，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然而與安娜不同的是，耶穌基督第三天從死裏「復活」，勝過撒但的罪惡與死亡的權勢，為人類帶來永生的盼望，因此約翰福音三章16節說﹕「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所以真實的戰爭已經變成了「屬靈爭戰」，而且這個屬靈爭戰是以「慈愛」而非武器，也是以「寬恕」而非仇恨，更是以「憐憫」而非殺戮，一次便解決了人類罪性的問題。
《烽火孿生淚》這部電影一開始，是已經邁入老年的姊姊安娜在療養院中發現妹妹蘿特，而在影片即將結束之際，則是老年的姊姊安娜追著妹妹蘿特的腳步來到一座山丘，試著跟妹妹蘿特解釋多年來的心結與誤會。然而，即使妹妹手上握著地圖，姊妹倆無論在山丘上怎麼繞，都無法找到真正的出路﹔這座山丘儼然是她們人生「宿命」的象徵。
其實，對於有信仰的我們而言，耶穌基督就是妹妹蘿特手上的那張地圖，因為聖經上說祂是「道路﹑真理﹑生命」（參約翰福音十四章6節），尋找祂的不僅能夠得到生命的意義與價值，而且「永遠不會迷路」﹔尋找祂的不僅能夠成為天國的子民，而且這個天國「永遠不會死亡」。（作者任教於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台灣信義會家家歌珊堂會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