喚醒中國的民眾──定縣的鄉野傳奇

2010-12-09 台灣立報 作者：新國際編輯部

10

加入書籤：        

文■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　圖■晏陽初平民教育發展中心提供

中國千百萬人民曾多次試圖自上而下地改造生活。今天由著名的吉米．晏（晏陽初）所領導的一群工作者，正與過去不同地，即自下而上地改造生活。這裡講的就是這個巨大實驗的故事，那可能會使整個中國的生活徹底改變。

85%以上中國人生活的地方

定縣坐落於北平以南大約2百公里的地方，靠近河北省的中部。我最近去那裡參加相當於美國的7月4日的「雙十節」活動。原來打算逗留一天，然後乘坐我從北平來時坐了6小時的古老的京漢鐵路快車返回，但我實際上一直等到第4天，由於北平有緊急事務才被迫離開。

在定縣，我發現了除蘇聯之外，沒有任何地方能有的最富有戲劇性的，也許可以證明是「改造生活」的最重要的工作。是誇張嗎？請等一等。

附帶說一下，「定」的意思是「固定」，或者是「安定」，而「縣」指地方的行政區，相當於我們的「County」。定縣也許可以譯成「安定的縣」，雖然它2千多年的歷史提供了進行傳奇式思考的可能。

定縣有480平方公里的面積，39.7萬人口居住在472個村裡。而每村大約有50到1千2百戶人家，每戶平均6人。85％以上的中國人，實際上和定縣人居住條件相同。做個保守的估計，那就是大約占世界上5分之1人口的中國人居住的條件和定縣很相似。任何試圖改造這千百萬人民生活內容的嘗試，都將對整個世界發生深刻的影響。

首先，讓我們看看一般的中國村莊，即縣的組成部分。我在中國旅行了幾千里，曾訪問過3、4百個村莊、縣鎮的城市。在幾乎所有的中國內地，其基本的生活方式，周圍的環境，差不多都是一樣的，幾世紀以來幾乎沒有什麼變化。

在內地的大部分地區，唯一的道路是幾世紀使用的、已破損不堪的、具有深深車轍的車道，僅僅可以通行商隊的小路，帶輪的車輛無法通行。絕大多數農民很少看到，或從未乘過火車、飛機，從未使用過無線電、電燈或報紙。他們當中80％到90％完全是文盲，而且是難以置信地貧困。

在村莊裡，農民耕種村子周圍的土地。他們大多數住的是平房，用土坯壘的，屋頂用草苫蓋，也有時用瓦。夜晚點油燈（菜籽油或煤油）。東北方以玉米和小麥為主食，南方以大米為主食，肉幾乎買不起。大約每戶生產資料僅有2畝地，每戶每年平均收入不超過240元（中國貨幣），相當於60美金。每個農民的收入比雇工多一點，雇工每天最多收入2角（中國貨幣），大約4美分。

中國農村極為普遍的是愚昧、貧困和疾病。這是構成中國落後的首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這樣解釋，中國人和現代人所需要的素質相比，其缺陷就在於此。而第四個很有意思的因素，卻與以上3因素有緊密聯繫的就是差不多全體人民缺乏社會或集體的自尊精神，缺乏公共意識。中國人在家庭裡總是按照儒家孔子所教導的準則生活。除小家庭外，任何事情都與他們無關。

為國家塑造新公民

那麼定縣有什麼不同呢？它的意義在哪些方面？它怎麼可能有這樣的變化？即使定縣發生了很大變化，不過是中國的一個細胞，能否最後改變整個機體？這個「安定的縣」像中國其他縣一樣，鴉片、海洛因氾濫成災，這個只交重稅，卻很少被各式各樣的政府教導或理解的縣，今天是什麼樣了？

從外表看，它和中國其他的村莊群落很相似。不同之點在於人民，在他們的心靈上，在他們對生活的看法——而不在國外進口工業冒煙的煙囪裡。

在那邊田野裡，一家人目不轉睛地瞧著那塊黃土地，有一塊地已被整平。一個年輕人用他的鋤頭柄當筆，費力地寫著：「在中國掃除文盲！」而另一個年輕姑娘用鋤頭驕傲地寫著：「為國家塑造新公民！」或許老頭與老太太也都會寫的。

在臨近的另一個村莊，在晚秋的陽光下，有2百位多年輕的農民，年齡從12歲到25歲，沿著鄉間的道路，人人手持釘齒耙、鐵鍬、鐵鏟，有節奏地肩並肩地勞動，正在翻土，耙地，平地，在他們面前有兩條車輪壓的轍，坑坑窪窪地，在他們後面則是修整好的道路了。這些年輕人來自6個村子，每組的前面有一個人舉著旗子，上面寫著他們村的名字。沒有刺刀逼迫他們幹活，沒有人付給他們工錢，更沒有人監工，這種志願協作的精神對於那些瞭解中國農村情況的人來說，簡直是難以置信的事。

在田野外，一部中國式的獨輪車正在一條狹窄的路上慢慢地走著，車上有一個白色整潔的箱子，箱子兩邊用彩色畫著白大衣的大夫正在為病人診治。在獨輪車旁走著一位年輕的中國護士。箱子裡有疫苗、紗布、繃帶和簡單的藥品。這個「獨輪車醫院」第一次給千百人介紹了現代醫學知識。

在一個稍大一點的村子裡，有一群人正在收聽廣播，收音機是定縣製造的，由村購買的。另一處，從泥牆上看過去，你可以看到40多個年輕姑娘坐在一間臨時的教室裡。她們正在認真地聽一位年輕的，差不多還是孩子的女教師講千字課本裡的一個故事。

從3個村來的男人們正在田裡觀察一位姓王的農民培育出來的一種棉花新品種。5年前定縣人把山羊看成是比女孩更沒用的低級動物，現在他們卻以張家山羊產的羊奶作為樣板。他們還培育出雜交豬，那是有計劃地把小型長髯毛本地豬與進口的波蘭公豬雜交而成的。他們還把本地雞和美國羅德島紅公雞雜交，提高了母雞產蛋率。

令人驚訝的是，他們談話時同樣用「研究」、「實驗」、和「科學」這些詞句。他們相互祝賀。中國農民都是文盲，但對待農事，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是愚蠢的。當他們聚在一起，花費寶貴的時間商議時，那必定是有真正的理由。

與古老頹廢的生活方式做鬥爭

這些改革發生的中心在哪裡呢？那是在定縣的472個村子裡的415所學校──平民學校。這些學校沒有政府的資助，全靠老百姓自己管理的。無數個年輕男女在這裡學會了讀和寫。現在正在學習如何工作與計畫。他們艱難地組織起農民協會，並聯合其他村子的協會，努力爭取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改善。

每所學校成為一個會議大廳，講授各種教育課程。每所學校逐漸地對村政產生控制性的影響，樹立起本地的規範，行使相應的權力。

在許多學校可以看到一個小的「角落」，那裡有藥品和急救器材，是村民購置的，以備在固定時間供醫生問診時使用。這些新知識份子共同籌措資金，管理他們的合作社，排除商人的剝削，買賣自己的生活用品。他們還以很低的利率借貸給農民，提供倉庫和商業上的便利，因為以前農民在高利貸者、糧食奸商和銀行家的控制下感到沒有希望。他們組成委員會禁酒、禁賭、禁止抽鴉片、海洛因。因為村子貧窮，而這些壞事會使他們更加貧窮。他們還使房屋、街道包括雞舍都要保持清潔，因為他們懂得了疾病來源於細菌。

現在讓我們看看定縣縣城——縣政府的所在地。有一群人舉著旗幟向縣城進發，從他們走了的姿勢上就看得出他們是受過軍事訓練的。他們中有些是村保衛隊的隊員，每一組人攜帶一面旗子。縣裡的一個農業展覽會正吸引著他們。他們是來看自己的農民夥伴作出的成績。這個展覽會不是有組織的村民自己舉辦的，他們驕傲地展出自己的產品。

今晚這些年輕人要去看現代戲，由農民扮演的——不是演唱中國古老的晦澀難懂、鑼鼓喧天的京劇，而是設計他們生活內容的話劇。他們在一個由舊考場改建的劇場裡看戲。這個劇場是由著名劇作家熊佛西建議而改建的。熊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他是新人民戲劇的創始人。人們會喜歡話劇嗎？也許吧！至少他們是花了錢買票看戲的。

但是所有這些事情並不是剛發生的。是誰把這些改革推動起來的？在改革的後面有著一群精力旺盛、精神振奮的青年科學工作者與古老頹廢的生活方式做鬥爭的故事。這些年輕的科學工作者決定在農民中創造一個有生命力的生活典範，充滿新思想、新信念、忠誠，首先他們對自己有一種普遍的信仰，也有能力去主宰環境。定縣的成就可以說明他們如何熱情和忘我地去尋找真理，去建立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以便在中國能付之實施。他們的領袖是一位有革命品格的吉米．晏，即晏陽初博士，許多美國人都知道他。

從基層進行改革

晏陽初是一位有才幹的學者，一個有獨創的教育家，一個勤奮的作家，一個能激勵人心的中英文演說家。他也是一位有生氣的知識份子，在保守的亞洲是很少見的。他有敏捷的思路，有創造力，有發明才能和有想像力。他還是個組織者，是個實幹的思想家，活躍的執行者。在定縣實驗中，到處都能觸及到他的天才。

晏博士出生在中國西部邊遠的四川省的一個學者家庭，從前家境還殷實，後來由於軍閥的蹂躪和掠奪而破落，那些軍閥逼迫民眾提前預付60年的稅。他年輕時去美國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留學。曾去法國，在那裡，他完成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一件少有的建設性的事業。

中國被同盟國捲入困境，派遣了20萬華工去歐洲挖戰壕，去生產軍需品，在鐵路上當苦力。但是，歐洲的將軍們管理這些華工有很大的困難。華工們當然不會講歐洲話，而且，他們更不會讀和寫。生活在戰爭中，他們不知道為什麼要呆在那裡，不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他們思念家鄉，可又不會給家裡寫信，也不會讀信。

晏受委託要為他們做點事，便試著用簡單的教授方法教他們識字，利用「千字課」使千百萬農民「脫盲」為起始。這個實驗成功了，使他感到震驚。這些所謂「下等人」被證明是可以學習的。對於晏來說這是一個新的發現。他說：「從那時起，我就決心回國貢獻我的一生去教育那些沒有機會學習的千百萬文盲——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他的決心越來越堅定，終於到達目的。

晏發現中國文盲並不懶惰或愚笨。他們之所以無知無識是因為：第一，統治者的政策實際上禁止學習；第二，對於窮人來說學習文化需要克服很大的困難。

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樣，從前所有中國的書籍都是使用文言文——中國的古文。幾個世紀以來口頭表達已經不再用文言了，就像在英文著作中的希臘和拉丁文。但卻要求學生在閱讀之前必須掌握文言。這是1917年「新文化」運動開始提倡白話文，這樣書面語言中白話才代替了文言文，人們學習讀、寫和說話一致了。晏博士在法國就是用白話來教華工讀和寫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也把白話作為中國農村進行教育的工具。

平民教育促進會成立於1923年，先開展各種不同的識字活動，然後推廣。促進會選舉了晏博士為總幹事，主持全部工作。從那時開始，他一直在這個崗位上，今天在中國「平民學校」已發展到20個省、市，有5百多萬人學成畢業，經過4個月每天一小時的授課，人民便能識字了。

定縣計畫是比單純傳播知識更為廣闊和艱巨的事業。必須教育人民用知識去開拓。他們發現很有必要重新組織和建設生活的結構。由於從上層幾次引進國外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強加於中國人民，結果都遭到了失敗。他們總結出人們只有通過基層而不是從上層來改革，才能獲得新生。而這種新生事物必須是來自國內的土生土長的東西，但要用現代科學知識去培育它，所以，定縣人民要從基層進行改革。

消除愚窮弱私

「這個實驗開始於1928年。」晏對我說：「我們開始在一個村子進行，以後擴展到大約60個村子，3年以後，粗略的方法完善了，我們根據大家的要求把工作推廣到全縣。人們的反映證明了我們的方法是合理的。因此，我們就繼續進行基礎研究，我們還把工作成果擴展到更廣闊的領域。現在我們在定縣的組織包括了許多新的生活內容。

「我們發現需要一個全面的社會調查，中國的統計資料很少，不可能依據它作出科學的論斷。從來沒人對定縣做過社會調查研究。比如，能計算出人民支付了多少合法的和非法的稅；一個家庭在教育上、醫藥上花費了多少錢；什麼作物生長得好；女孩子在什麼歲數結的婚；還有男孩等等。」

■平民學校使用的掃盲教材一瞥（《士兵千字課》第一課）。

這些製成表格的重要統計資料哪裡也找不到。他們只能耐心地發掘，任何人想要從中國農民那裡獲得資訊，就得花費極大的努力。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的聰明的李景漢正在領導這項工作。他告訴我剛開始工作時很困難。農民首先考慮他會不會是政府的代理人？是不是來榨租稅的？也有人以為他們是日本人的奸細。後來，農民逐漸地對他們打消了懷疑。他們終於贏得了農民的信任，他們與農民之間的合作也鞏固了。

在定縣，健全的新教育有三種形式：一、學校式，強調個人教育；二、家庭式，針對家庭中不同地位的成員進行教育；三、社會教育式，向一般群眾沒有組織的農民進行教育，使他們成為有社會意識的中國的公民。通過這些管道，實驗者們著手解決所謂的「四大基本問題」。這些問題是沿著這些方向解決的：以文化教育消除「愚」；以生計教育消除「窮」；以衛生教育消除「弱」；以公民訓練消除「私」。

■1927年7月，晏全家遷居定縣，其他同仁及家人也隨後遷來，逐漸都習於深入民間的鄉村生活。照片為1930年在定縣與同工及家人合影（晏陽初手扶夫人兩肩）。

宣導者們犧牲了舒適、方便的環境和優厚的工資待遇，來定縣參加工作。中國需要大量的醫生、科學家和教育家。在這裡他們最高工資大約是每月1百元（美金）；而平均工資要比這少得多。

進步的教育家 革命的戰鬥員

由於他們的成功，廣西、廣東、南京和北方的許多軍政領導向實驗的宣導者提出了許多建議。他們試圖說服晏把他的全部工作人員遷移到他們的地區，並答應付給豐厚的資金，這種要求被婉言謝絕了。理由是他們的辦法還不完善。他們對各地軍政領導人說：「把你們的人送到我們這裡來，我們會把我們所知道的教給他們。」許多人接受了。但熱心地執行「定縣主義」的人認為，這是一項巨大的事業，不能被任何暫時執政的、有政治目的的派別所利用。他們認為這項事業有它自己的社會、經濟和政治使命，不值得為一個軍閥的前途而冒風險。

到目前為止，定縣事業仍保持一種私人經營的性質。那就是在某種程度上自力更生的。資金的一個來源是從出售給讀者的「千字課本」的收入，其他是通過捐獻，主要來自美國，還有從中國基金會（庚子賠款）獲得的。這個實驗的總支出每月不少於1萬美元。考慮到這個任務的廣泛性，這點錢實在是難以置信地少。

在組織上與平民教育促進會實驗相分開的，但又緊密地與它聯繫的，是縣政建設研究院從去年春天控制了定縣政府。它的發起很有趣地也正是晏博士。他發現由於缺乏政治權勢，各處實驗工作存在缺點。他向河北省有權勢的人呼籲，請求他們支援建立這個研究院，晏的有力論點說服了他們。南江政府也同意，提名晏陽初為院長。他同意了，但只在不接受薪俸的情況下才同意，他做到了保留不參加任何黨派的自由。南江政府也保證定縣地方財政有相對的獨立性。當地政府也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做到「清除貪污腐敗」。定縣的員警和民兵的裝備是現代化的，在國內可以說是名列前茅的。

晏還有不少關於如何理解他的廣闊的計畫、方法和意義的話要說。他給我的印象是足智多謀，多才多藝，隨著事物的發展，他可能會成為一個偉大的領袖，在演講時，他表現出激昂的真誠和信念，所以與其說他是一位進步的教育家，不如說他像一位革命的戰鬥員。毫不誇張地說，他所領導的運動是遠比任何中國軍隊操練前進和後退更具強大生命力的革命，過去軍隊的操練是很鬆散的。

（斯諾1905年生於美國密蘇里州，1928年以《密勒氏評論報》記者的身分進入中國採訪，著名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即他所撰寫；本文原載《紐約星期日先驅論壇報》1933年12月17日）